“拐点论”一出，我已经感觉到公司的生存危机了。我们是房地产开发商，一讲到降价，在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城市已经开始有人在砸万科的售楼处了，我们感觉到要出事，就通知了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派了特警去，但特警站在旁边袖手旁观……很明显这就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态度。
你想这是个法治社会，法制是基本的底线，有人在破坏公共秩序，他却站在旁边不干涉。当时万科全部楼盘都被砸成这样，这公司还怎么做？
我感到这样下去会出现大问题的。显然这不仅是一个地方政府对你公司的表态而已：之前地方政府要谈房地产行政问题，召集房地产商来座谈，一定是请万科去的，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开会，排除万科，而且是明确地讲，就是要远离万科。你公司的这个业务本来就是千丝万缕跟政府有关系的，你说如果地方政府是这样的态度，这样公司还怎么生存？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你，当然不是每个政府，你的担心是，它会蔓延。因为地方的利益非常明确，那时候大家都不希望降价，你降价了！往后咱可怎么干啊。
包括同行，同行也都不喜欢降价，可万科降价了，要么你要降你就悄悄降吧，你还说我，作为大哥你怎么把我们抛弃了你跑了。很多的同行中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在公开场合已经是公开指责，说万科怎么样、万科怎么样、万科怎么样。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意外。
万科一直是行业里的领跑者，一直属于各个方面都是走在前面的，可你这时候非常不被认可了，还有一种无形的被孤立。这是我从来没感到过的，孤立、无助……但是这个还不让我觉得沮丧。
那一年，南京市政府又给万科开了四千万罚款单，为什么，因为降价。这就是物价局开的。我们一般认为你物价局更应该管的是哄抬物价啊，但物价局说你降价是为了垄断。这就是万科当时的地位。
这就是那一年，你原来自认为在社会上的位置，你公司的位置，整个荡然无存。那年之前，我很自信，公司过了500亿，爬山完成了七大洲。但是到了那年底，就是重新审视，就觉得这个情绪是到了非常戏剧性的（时刻）。
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情绪。我没有隐瞒，也非常明确抱着准备辞职的心态。而且我也知道，一旦辞职，我唯一的保护伞就没有了！
当时还交织着“拐点论”，地方政府会保护你么？你的同行会保护你么？一旦你辞职了，你所在的公司（会保护你吗？）因为你的言论已经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影响了公司的整体形象，公司就是想保护你，可公司还自身难保呢。
我很清楚，一旦辞职，我的社会位置也是非常岌岌可危。
什么事儿都是带有偶然性的，你的社会地位也是如此。
（三）
2008年，关于万科的谣言时有泛起，有的风传万科资金链断裂，有的说万科向银行申请30亿贷款遭拒，还有些网络帖子直接说“万科破产”“负债110亿元资产，多处财产被银行查封，各地已经低价放盘”。
5月15日，网络上的爆烈情绪继续蔓延，包括麦当劳、可口可乐在内的诸多跨国公司，也遭到谩骂，与万科一样，它们也被认为捐的太少，“这么吝啬？”甚至开始有人发起号召，去砸店，让这些“铁公鸡”企业统统滚出中国。
王石看到这些消息，十分悲观，甚至“做好了可能被乱棍打死的心理准备”。
已经有很多朋友劝我，你这时候就避一避吧，我说“我避什么避？那就是宿命”。
那年刚好公司安排专门的人跟我三年拍纪录片，从2007年一直跟到2010年。我记得很清楚，在北川回来的路上，摄影师忽然对我说，“你要不要对网民，做个道歉？”我即刻反驳，“我道什么歉？我没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而第二天，凤凰卫视正好对我有一个采访，采访当中，没有任何的预示下，主持人突然说，“哎，王总，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向观众道歉，你介不介意？”我一愣，但马上跟他说，“我不介意”。当时的情况下，张口就说出来了，就是“无条件道歉”。
这很戏剧性。就在一念之间，昨天还是很情绪化地说，根本不考虑道歉，怎么今天就又道歉了呢？因为我感到了凤凰卫视的诚意，非常明确。他就希望你讲出来，换句话说，他在替你做公关，你感受到了那种诚意。
你看看我是怎么道歉的：我说，第一个来讲，因为我的言行纷扰了大家的注意力，影响了抗震救灾，所以我道歉……我做了几个道歉，但是完全没有就这个帖子道歉。到现在，我对这个帖子也没有道过歉。
捐款门后，王石依然频繁上网，但公司对他的博客、微博设置了看守系统，避免他的不慎言论，再次影响万科形象。比如那一年，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翻阅蒋介石日记，看完后心有所感，就在网上发表了对蒋介石的评价，原本想一评、二评、三评，结果一评刚发送出去，就被公司相关同事删除了。
2008年年底，王石公开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三个感谢”，他第一个要感谢的，是那些骂他的网民，“给我归零，让我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了这个社会。”第二个感谢，就是那四千万的罚款单，“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认识现在这个社会，如何来面对政府的政策，面对消费者的情绪。”第三个感谢，是拐点论风波，“让我们万科经历了一次非常好的考验，让我们知道下一步应该往哪走。”
经历这些之后，2008年对万科的意义是什么呢？总结来讲，第一，从公共关系来说，这一次紧急公共关系的处理，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你不是个独立知识分子，要去坚持自己的观点，否定了自己的观点就没有了存在价值，不是的，你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你的言论可能影响到股价，可能影响到销售，可能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转，这种情况就必须要紧急公关来处理。显然当时你没太在意，觉得它就是个言论，等意识到的时候再来采取措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作为一个董事长，这事儿不可以随心所欲，因为它可能是颠覆性的。
对我自己呢，是一次重新审视。重新审视了自己，你会发现，你可能因为一句话就狗屁不是了。
这些事刚开始时你的情绪是失落的，但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发现，是不是自己太自以为是了？你是不是太自信了？是不是太觉得因为你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反而也许在这个道德里面你是最低的？
当你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它是这样一个状态以后，反而会从传统文化去反思：我们的民族根基到底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样你就更知道，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个民族的启蒙远远没有完成。你自己是被启蒙的，所以你得更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而不是要扮演那个一呼百应的人。因为不但你没有一呼百应，反而你成了被一呼百应的对象。你要更多去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
就是在2009年，我接受了香港科技大学商业院的邀请，开始在香港科技大学商业院讲课。那之后也逐步减少了在大学或是论坛上的公开讲演，而更多是先来完善自己，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和理论的提高。
更多地去和学生交流，去重视下一代。这种交流不是你一个公开讲演完了就走了，更多是你要重新反思自己、认识自己，同时和下一代和学生进行交流，挑战自己——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不但一言一行仍要坚持，更重要的是要讲策略，策略地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