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你了解吗？刚才说的那个方法是如何去做的——它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需要从更深的一个层次哲学、宗教，从文化的层面去理解。
因为我没有这个学历，这是我要补课的。我到哈佛选的一半以上都是大一、大二的课程，而真正到了三年级、四年级才是去学如何去做的问题。
我比较擅长的是反思、反省，我的反省能力是足够的。他们说功成名就就够了，我会说什么叫功成名就？到底功成名就的标准是什么？你反省会发现，是这个大时代造就了你，你是比较有运气而已，但你真的与你的地位相称么？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现在已经是国际化了，国际化未必你一定是业务做到国际上，中国已经是全球的一部分了，免不了你的思维方式、交流、也一定得是国际的，可如果你不能直接用语言去沟通，与对方互相了解，这个效率就是大打折扣的。李嘉诚不懂英语，人家也在全世界投资非常成功。可我的逻辑来看，就觉得这个很不爽，我就会很想改变，就要过语言关。
第二点，你到西方学习，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实际上你发现语言的能力怎么样是一回事，你的记忆力怎么样是一回事，但你真的试图用他的语言来了解他的文化，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哈佛读书期间，王石经历很多，有趣的比如校园集体裸奔，危险的比如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而现在回忆起来，他似乎对另一件事儿更津津乐道——“占领华尔街”。
整个运动到最后发现，美国是讲民主，但是他公权就是公权，讲民主绝对不是你看着的自由，最后官方怎么来清除华尔街1%占领行动？我只要到纽约都到那儿去看看，因为我对这个感兴趣。最后以公共卫生为由，一夜之间全清光，清光了怎么办？
清光之后我又去了，还是那个三角地，当然还是公共的，你不能说一封闭谁都不准去，他不是就禁止了，他用临时的围栅栏，围的跟迷宫似的，你想进去很不好进去。拐来拐去，像个八卦图，但是没有不让你进。
你带标语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带帐篷、睡袋和扩音器。此外，不准商业运营，商业运营什么？很多人得吃喝，吃喝还不准送，比如说志愿送，你不能一罐可乐一罐可乐的送吧，你总是一箱一箱送，成箱送不行，这有商业经营嫌疑。
我就发现西方，中国且学呢，不但学习怎么民主，还得学习怎么对待民主。
在美国学习期间，王石同学与各种老师聊各种话题，其中一类，是社会和政治类，比如他会到与哈佛大学隔河相望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与研究中国问题的托尼·赛奇教授聊天，“谈得很投机”，谈文革，谈改革和“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工商界的企业家没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这个社会中，你这个阶层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柳传志前段儿在那儿说在商言商，引起了大家以及媒体议论和反弹。
应该说在商言商是我曾经的口头禅，中国1949年之后基本就是泛政治化，什么东西都要和政治挂上钩，工农兵学商，政治是第一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登峰造极，全部谈政治。
甚至到现在，很多人习惯性的一谈，就是下一步怎么办，现在政府怎么样，政策怎么样，为什么我们非得关心他们呢？他们的决策对我们产生影响，那我们自己怎么想法，我们自己怎么做法？这是我在商言商的本意。到了今天我无改变。
但是我现在不太再用“在商言商”这句话了，不是说我回避什么，我认为在商言商绝不意味着在商不参政，在商不关心政治，两回事。
比如说咱们再看看这个政协、人大的构成，有多少商人在里面，那不是参政么，那不是议政么。你本身是个政协委员，你说我在商言商，那不对了，是吧。
真正在商言商，我王石算一个，因为我没有参加政协会，没有参加人大。
现在有些人，他一定要和政治有某种联系，在他看来这首先是种荣誉，其次是个保护。荣誉可以理解，但你为什么要寻求保护呢？我们应该独立我们却不独立，已经缺少工商阶层的独立人格了。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智慧，代表工商界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更多联合提案（议案），开始关注自身的保护利益，比如酝酿的这个提案——现在没法来说把这个非法集资罪取消，但是能不能把死刑取消？
中国再往下走当然政治要改革，政治上要适应这样一个潮流：既要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又要面对现在全球的一个西方文化、一个东方文化，各种各样的文化怎么融合的问题。对我们自身呢，我们是什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自己？
（七）
2014年，万科30周年。王石从剑桥大学回国，几乎连轴转的参与各种活动，3月31日，在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致敬1984：征程与梦想”论坛上，王石与柳传志等老友相聚一堂。当着几千观众的面，70岁的柳传志和63岁的王石比试下腰，柳传志笑着说：“我相信我柔韧性不比他（王石）差。”引得众人一片笑声。
而王石的偶像，86岁的褚时健，也通过视频，与他们隔空对话。王石十分感慨，不禁回忆起那次与褚时健的哀牢山之会。当时褚时健还在栽苗，和王石畅谈5年后的情景，王石望着眼前这个黑瘦的老人，很尊敬，但仍然心里犯嘀咕：“5年之后你就80岁了……”
当时王石站在哀牢山上，暗自琢磨：“70岁我在哪？75岁在哪？”
他曾经对自己有一个规划：“75岁是在一个岛上，有一栋房子，孤零零的。旁边有一架直升飞机，这个是对退休生活一个不详细的规划，就是一个想象，一想到就是觉得与众不同。”但当他遇见哀牢山带着乡亲们种橙子的褚时健，立即感到自己的差距：“他在造福于这个村。”
王石曾让人带着摄像机，去云南哀牢山，找他的商业偶像褚时健做个访谈，视频里，褚时健站在山坡上，风吹动白发，他缓缓地说：“做企业，靠拉关系，整不成。”
王石在最近一次与柳传志的对谈中说，他将会去以色列学习，包括西方文化和农业育种技术，以色列就是工程师、园艺师、律师在搞农业，那样一个巴掌大的地方成为欧洲的后花园，种蔬菜，种花卉，“70岁如果我还活着，就到戈壁上面办农场，中国27%土地是戈壁沙漠，300万平方公里啊。我相信中国的前景会非常好的。这个是对褚老先生的致敬。”
现在我归结有两点，一方面是中年的延长，你可以到60岁70岁还很健康。但是不要说你老年了，因为老年的概念就是个消费，从传统的社会结构来讲，你没有贡献消费就是个负担，从生理上来讲你已经是多余的了，你对社会的资源是消耗的。
为什么我60多岁重新在学习，我就要证明是可以的。很多人见我，问哈佛有老年大学么？扯。哈佛有中文班么？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认为？显然这个观念要改变。我也在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你们，60岁学习新的东西是来得及的，因为你学这个东西掌握这个工具对社会就还有意义，有贡献。
另一方面你要给年轻人机会，创造一个新的平台去给社会做贡献。这是我对死亡、对社会进入老年化的一种解读，谈的更积极一点就是推动这个社会。
2008年9月16日，王石跟随一支登山队，抵达大本营。进山后几天，王石和当年那支北大山鹰社希夏邦马峰登山队的队长刘炎林一起，为6年前的遇难好友，建了一个纪念碑。
王石站在碑前，想到了生死。
显然你去登山了，你就直面死亡，没法回避，那种凶险的环境，雪崩，冰裂缝，滑坠，高山缺氧，都可能会让你致命的。你会半夜头疼欲裂，睡不着觉，你会想到死亡。
中国人的传统，死亡是阴阳两相隔。你在追悼会上就感受到那个氛围，那个哀乐，是多么悲哀，给你传递的信息就是，这死是太可怕了，这死是太痛苦了，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西方的葬礼，就不一样，我记得美国WWF的发起人（美国的第二任环保部部长，是尼克松时代的）的追思会上，他的一个老战友，回忆起他们给尼克松的报告是怎么来讲这个环保法，尼克松把他们叫去了，看了报告，（一拍桌子），就说这是他妈哪个狗崽子写的东西，写成这个样子！然后那个人说，我就是你说的那个狗崽子。
你想想，这是在葬礼上，大家哄堂大笑了，特别的幽默。
我认为从生到死，包括人的年老，包括疾病，那都是一个过程，对生命来讲，你如果没有其中的某个过程，你就缺少了一份体验。你都应该去面对。
需要墓碑吗？骨灰洒大海里面就可以了。我姊妹，还有父母，我们在一起。生命是什么？这个可能就是无字碑，对我来讲就是这样的。
万科博物馆9月23日就开张了，我们博物馆有一个特色，可以透露一点：没有王石一个单独头像。
（本文相关素材基于本刊记者对王石先生的随访、专访以及论坛录音，部分内容取自王石自传《道路与梦想》和《大道当然》。实习生刘晋荣对本文亦有贡献。）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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