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人称企业09年就该被淘汰 4万亿又多活几年

　　自从危机爆发以来，温州的整个信用体系已处于崩塌状态。企业不相信银行，银行也不相信企业，企业之间也没有信任。信用曾经是温州人的骄傲，一个电话就能借来几百万，民间的信任感非常强，而现在这一切都要归零。

　　温州的民间借贷，最初是一种人和人之间互相信任。但温州经济高速发展这么多年，民间信用还是依托于人情社会的原始形态，而没有进化成现代的信用形态。温州的民营企业一开始就是低、小、散的状态，这么多年过去，低、小、散如故。

　　“这些都是温州市政府对社会的欠账。”永强的那位行业协会会长说，有些事关全局的事情应该由政府引导和推动，现实是这些年政府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所在的行业，几年之前就想做整合，成立几个有竞争力的大集团，但是因为土地紧缺的问题迟迟不能推进。因为对发展环境失望，行业里有200多家企业搬出温州。

　　“很多人认为，温州能发展起来，是因为政府无为而治。这种看法是错的。”黄发静说，温州历史上的好书记为企业营造了很好的软环境，他们能够倾听企业的声音，因而能够出台很多对路的政策。但发展得越快的地方，既得利益的问题就越严重。这些年温州人越来越富，公务员阶层的心态却越来越不平衡。在这次的民间借贷风波中，有大量的公务员参与了民间借贷，龙湾区一位旅游局官员爆出了高达10亿的民间集资。记者采访的许多企业家都谈到了温州“小鬼难缠”的问题，他们是温州软环境的负能量。

　　马津龙曾任温州政策研究室主任多年，在历任的书记中，他最怀念1980年代的两位书记袁方烈、董朝才。“温州没有地理、资源、人才等优势，它能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它有政策上的优势。”他回忆，这两位书记都非常有魄力，敢于挑战既有的、不合理的东西，激活民间的创造力，整个社会都是欣欣向荣的氛围，“那才是真正的改革”。

　　2013年6月，在非常突然的情况下，调令传来，省委常委陈德荣不再兼任温州市委书记，新书记陈一新上任。

　　企业界对于陈一新的上任寄予了极大期望。在他上任当天的讲话上，实体经济是放在第一位的话题。老书记陈德荣注定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他有魄力。“拆违”(拆除违章建筑)是他的标签，温州城市面貌在他的治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此有市民在他离开时写诗怀念他。但这么多年陈德荣很少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温州的危机爆发之后，记者采访的两位商界领袖对他说过相同的话，“您只要拿出拆违10%的精力关注温州经济，温州就会好很多”。但是他都是一笑置之。

　　企业界密切关注着新书记陈一新的言行。民间的、行业性的自救已经无能为力，2011年以来，许多行业协会成立了基金帮助企业度过困难，但是最终不能持续。对于他们来说，在这样一个持续深化的危机中，也许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扭转局面。

　　这两年，温州市政府各个部门频频出台各种政策，似乎很卖力。最近温州市政府在搞“3万行动”，让上万名干部到万家企业解决上万个问题。“不用这样搞运动，哪怕1万人每天能只解决1个问题，温州就有救。”一位企业家说。

　　黄发静认为，温州的问题很多，但从政府层面讲最核心的问题是“这3年来没有处理好金融危机”。政府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果断集中处理债务问题，这导致恶意逃债、转移资产的事情很常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没有了，坏人不受惩罚而好人受惩罚。“这个问题不处理好，就是欠债不还钱，杀人不偿命。这个社会还有诚信吗?你拿什么去搞经营?”他希望政府尽快有行动，“第一可以追回一部分损失，第二可以安定人心，在法律的基础上恢复大家的信心。”

　　2002年，黄发静率领温州的打火机行业，打赢了欧盟的反垄断官司。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温州人并不怯场，“温州人的洞察力是世人难比的，如果从温州的产业、温州人来看，温州还是有救的。”

　　对于这样一场还在蔓延的危机，当它恶化到一定的时刻，就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了。也许正如经信委的那位官员所言，只有靠时间，才能慢慢治愈这里的伤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