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11年温州GDP和贷款余额的比为1:1.9,远远大于正常的1:1.3。2011年,温州银行的不良率只有0.37%,全国最低;2012年6月就到了2.69%,全国最高;2013年3月更是攀升到4.01%。
提起银行,记者采访的温州人大部分都是满腔怒火,“骗”字是他们形容银行的常用词语。温州银行和企业之间,存在一种畸形、纠结的关系,而且由来已久。
“银行的利息是7厘,我们拿到手的成本没有低于一分。”上述阮姓企业家说。他的这个说法,记者在其它企业也得到印证。2011年之前,每逢3、6、9、12月月底,银行的季度考核指标下来,企业要帮助银行拉存款。不帮忙拉存款,下次批贷款就会出问题。“我们其实都是去买高利贷给银行,”他说,每逢这时就有大量的山西煤老板到温州,借钱给温州人。“一般1000万3天的利息就是4.5万,2000万、3000万呢?”他说,企业小还不存在这个问题,企业越大、贷款越多,要拉的存款越多,贷款的成本就越累越高。此外,企业要在银行贷款2000万,常常需要1000万的存款放在银行,美其名曰存款抵押,实际上也是变相帮银行拉存款。
而银行与高利贷勾结,在温州也是公开的秘密。“很多企业借高利贷,是银行推荐的。”永强一位行业协会的秘书长说,银行知道谁需要钱。贷款到期、新贷款下来之前,企业需要短期周转资金,“有的时候只需要用3天,但是银行那边给你拖5天、10天。”2011年民间借贷崩盘之前,银行的猛烈抽贷加剧了危机的爆发。“他们都是骗你先还钱,本来承诺要再贷的,还了就不贷了。”
另一方面,优秀企业的发展并不会过度依赖银行。据统计,温州企业的利润率普遍在5%到10%,这根本不够付银行1分(年息12%)的利息。但越是经营不好,越需要钱,对银行的依赖就越深。
2010年下半年开始,央行连续27次上调准备金率。房地产调控层层加码,限购政策出台。银行开始收紧贷款,温州的债务问题出现苗头,零星有人跑路。2011年初,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23号文件,成为企业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这个文件中有一个条款,通俗地讲就是取消了工业用地的市场化,不能自由买卖。这直接导致企业厂房价值缩水,在银行的抵押贷款额度也减少。所有企业的资产都缩水了,危机瞬间爆发。不幸的事情不止是23号文件,当时政府规定,所有续贷的企业必须到政府盖一个章,证明企业没有违章才能续贷。“很多企业多少有点违章的,而且就算没有违章,你这个章盖来盖去也要时间。”黄发静说,银行本来承诺一个星期放款,很多企业8分、1毛的利息也敢借,结果一个星期没有下来,半个月也没有下来,拖上两三个月就麻木了。“这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每个人都想成为食利者
是谁让民间借贷变成崩盘的高利贷?房地产。是谁抽走了实业的血?房地产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积累了丰厚的民间资本,但没人说得清它到底有多大。也没有人说得清民间资本的损失到底有多少。
那么温州的这些财富到底去了哪里呢?
“一部分变成了库存,一部分变成了房产,还有一部分被挥霍掉了。”上述温州市经信委官员说。其中房产的比重最大。
2009年,温州房价开始飞涨。整个温州都沉浸在一种亢奋情绪中。
温州人对房地产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偏爱。1990年代末,他们就开始在北京上海买房子,2001年之后温州太太炒房团闻名全国。上百人的企业1年赚的钱,还不如太太炒一套房子赚钱多。据温州商会统计,全国的每一个县,都有温州的开发商,温州本地就有500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从项目分布上看,温州的开发商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这正是房地产过剩最严重的地方。在银行贷款极度宽松的情况下,实业企业大规模涉足房地产开发,一场更大规模的投机开始了。
房地产高杠杆率的特点,又使得短期过桥资金非常重要,民间借贷的需求飙升。
“温州高利贷肆虐,与大家进入房地产的热情成正比。”温州三角洲房地产策划公司总经理陈好说,民间高利贷2006年已大规模展开了,一开始是3分,到了2008年慢慢变成了4分、5分,2010年8分、1毛的价格都出现了。开发商之所以敢借高利贷,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房地产是暴利。
2009年,温州置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一个项目,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实现了100%的回报,这对利润不到10%的传统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2009年底,这家公司联合250个中小企业主,以37亿的价格拍得了黄金地段置信广场项目。250多个股东大多来自眼镜、服装、人造革等行业。而这250多个股东的背后还有上千人的集资。这个庞大的中小企业主联合体除置信广场外还同时拿了八九个项目,买地的费用高达80亿。这80亿大都是从实体经济转移来的钱。2010年,许多人都相信置信广场的价格要超过10万/平米。但是在2012年开盘时,置信广场的均价只有4万多,勉强高过楼面地价。
除了这些中小企业主,温州的大公司奥康、报喜鸟、人民电器等也都涉足地产。几乎每一个房地产项目背后都可以看到实体企业。那时候,买到房子就赚了,钱借出去就赚了。“1000万借出去,一个月3分息就有30万,一年就有360万,你还做什么事情。”黄发静说,好像从来没人想过这么高的利息到底要从哪里能赚回来。整个温州进入了一种催眠状态,连老太太都知道把钱交给放高利贷的去赚钱,奢侈的生活方式也开始盛行。最铺张和高调的人群之一就是放高利贷者,豪宅、豪车是他们的标配,去澳门赌博成为新时尚。本来他们以为花费的只是赚的利息,高利贷崩盘、本金拿不回时,他们才发现只是在挥霍自己的本金。
这场狂欢在2011年下半年戛然而止。当时,老高跑路、银行抽贷、债务不堪重负,大量抛售房产造成了温州房价的剧烈而持续的下降。2012年,温州的豪车开始大甩卖,吸引了全国的人赶来购买。这场狂欢因为房价的下降而被打回原形。
那几年,温州每年的新房供应量只有50多万平米,但是50%以上的房子是投资或投机型的大户型。至今,温州还有90万平米的大户型没有卖出去。
“如果房价开始上涨,很多人能解套。但显然这是不现实的。”温州的一位开发商说,新一届政府“城镇化”的政策出台之后,他曾经心存幻想。“其实我们心里也很明白,如果再刺激房地产,(房价上涨的越快)我们死的就越快。”
美国基于长期经济数据的研究,曾得出一个结论,房地产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小,而在危机时期房地产的破坏性非常大。这一点在温州表现得淋漓尽致。房地产投机之后,温州损失的,不止是钱还有机会。“企业应该投入技术改造的资金也没有了。”黄发静说。
“现在的温州,有许多当年日本泡沫时的影子。”温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副所长姚汝林说。1990年代,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也伴随着产业空心化,债务危机等问题。但那时的日本企业,已经基本完成了国际化的布局,在产业上有很强的竞争力,而这些温州并不具备。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