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天提心吊胆
“2010年发生延坪岛炮击事件时，我还有一万件服装在朝鲜生产。”丹东市东丰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丰说，那是让他心惊肉跳的一天，“还好那天没有开战，否则我就亏大了。”
2003年，董丰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将自己工厂接到的欧美订单转移到朝鲜，由朝鲜工人完成生产。在这之前，长年为欧美客户做服装代工的董丰已经为工厂的生存绞尽脑汁――由于中国市场成本的攀升，他的服装厂已接连数年近乎无利可图。
“后来我发现，自己唯一出路就是去朝鲜”，戴着金丝眼镜，到哪里都挎着个公文包的董丰有着敢于冒险的商人气质。下这个决定前，他对朝鲜的了解比普通中国百姓多不了多少。
通过朋友介绍，他联系了一家总部设在平壤的朝鲜商社，并很快与对方达成了合作协议：他提供样品和物料，预付对方约30%代工款，对方安排工厂生产，完成任务后交货收余款。
朝鲜商社曾安排董丰到朝鲜工厂考察过，董丰形容那里“就像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厂房、设备都比较陈旧”，“环境非常干净，所有物品都摆放有序”。 但除了厂长和技术人员外，他从未有过跟为自己生产服装的朝鲜工人交谈的机会。
近几年，董丰每年要向朝鲜发去十万件以上的生产订单，与原先的中国工厂相比，他的生产成本下降了30%。他原先的那家制衣厂已解散多年。
每当发去生产订单后，他就得紧紧盯着合作的数家朝鲜商社。而与对方的沟通是让他最感烦躁的事――这些商社里通常只有一部国际长途电话，“打电话过去十次有八次占线，接通后，要找的人经常又不在办公室”，董丰说，如果托其他人去叫要找的人，“代价是每分钟八元人民币”。
许多时候，董丰得忍受这样的煎熬。“交货时间和产品质量是关键。”他说，如果不盯紧这两件事，出了问题后他无法将损失转嫁给朝方。原因是：为这些损失赔款，不仅会让朝鲜商社计划中一笔收入泡汤，还可能影响到商社领导的仕途――而这是对方无论如何要避免的状况。
过往碰到这样的事时，董丰宁愿自掏腰包息事宁人。“你要把商社逼急了，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对方的人影。”唯一令他欣慰的是，与他合作多年后，这类事件已不多见，而且朝鲜工厂发回的服装质量已不在中国工厂之下。
董丰一度有过到朝鲜从事高纯度氧化镁提炼的投资念头，但身边朋友的警告让他很快就知难而退。到朝鲜投资的中国人，“都是有背景的人”，他说。
李兴泰似乎正是这样的人，在他谈及过往做过的生意里，不时出现位高权重的朝鲜政商人物。据他所言，他当年斥资数百万美元购买顶尖设备组建的那座润滑油工厂，还曾被当时的朝鲜高层领导关注过。
但正是这个被他寄予厚望的项目，多年前就已经“黄了”――像所有不愿谈论自己在朝经商经历的贸易商一样，李兴泰对往事闭口不谈，只是面有怒色地称，自己“被排除了”，但设备还在朝鲜。
2007年，李兴泰曾在朝鲜平壤的羊角岛饭店咖啡厅里经历过这样一幕：在他与一位长期在平壤向朝方商社追讨货款的吉林商人闲聊时，对方突发脑溢血，第二天病逝在回国的火车上。此前对方告诉过李兴泰，自己已经讨了三年债了。
因为早年商务活动频繁，李兴泰经常下榻于平壤各个酒店，并因此结识到一个特殊群体――长期呆在朝鲜追讨欠款的中国商人。“估计有百、八十人以上”，李兴泰说，这批人往往因讨债无门而处境凄凉。
2012 年8月，辽宁省西洋集团在网络上发文称，该公司在朝鲜投入2.4亿元人民币的铁矿加工项目遭朝鲜合作方单方面毁约，并指责对方欺诈及恶意将该公司赶出朝鲜。在此事被全球多家媒体报道后，朝鲜中央通讯社罕见地对此商业纠纷作出回应，称中方企业在投资中涉嫌欺诈和腐败，因此需为违约负主要责任。
这成为中国商人心里一个巨大的阴影。赵启明说，西洋集团犯下的致命错误是它不应该到朝鲜去投资。“一旦出现合作纠纷，你一家企业怎么可能赢得了朝鲜这个国家？”
尽管在对朝贸易中赚到了不少钱，但这位商人形容道，“感觉就像坐飞机，坐的次数越多，心里越害怕。”早年间，他跟李兴泰都有过被朝方商社拖延付款甚至赖账的遭遇。
现在，除非是非常信任的朝方商社，在对朝贸易中，他们都要求才用现金结算的方式：卡车把货物拉到新义州后，朝方人员必须先支付货款，而后才能卸货，“否则我们的车调头就回国。”在丹东的边贸商圈里，这是唯一令中国商人放心的交易形式。
“成天提心吊胆，说不定哪天就不干了。”喝完最后一口茶，李兴泰拿起手机，起身告别了赵启明。隔着落地玻璃，他脚下远处的中朝友谊大桥上，十多辆装满货物的大型货车正缓缓驶入朝鲜。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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