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李兴泰与人合伙在朝鲜投资开设了一间生产润滑油的工厂。李兴泰称，工厂占地两万平方米，“朝鲜电视台还专门播出过工厂开业的新闻”。
而赵启明的生意也稳步推进。在国内搭建起齐全的采购体系后，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几乎能提供朝鲜所需的小至苹果，大至卡车之类的所有物资。对他而言，工作的内容很简单：争取朝鲜商社的订单，指派业务员以低价在全中国采购相应物资，然后出口。一车车的货物运出去，换回的是大把的美元或者一堆堆的矿产品。
在朝鲜这片神秘的国度里，李兴泰、赵启明成为最早一批成功的掘金者。类似他们的商人的成功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在朝鲜经济走出泥潭后吸引来更多的中国商人。
“进入21世纪，随着朝经济逐渐复苏，双边贸易快速回升。”中国驻朝大使馆这样评价新时期的两国贸易变化。经过1999年的贸易低谷，中朝间双边贸易额在此后十年中翻了近十倍。至2012年，两国间贸易总额已超过59亿美元，其中朝鲜进口额超过34亿美元。
丹东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丹东市的各类外贸公司、边贸公司、自营权生产企业已多达2000多家，其中对朝边境小额贸易企业有500多家。而双边贸易也在早期的易货、现汇贸易中新增了加工、转口等多种形式。
暴利时代终结
在丹东街头，随便找个餐馆老板、出租车司机、酒店服务员打听，对方总有曾经或正在跟朝鲜做生意的亲戚朋友。在当地人眼里，这一度是为数不多的发家致富门路。
距离丹东市区20分钟车程的五龙背镇里，住着一位名叫赵永建的失意者。赵永建年近60，能说流利的朝鲜话。只有在喝下几口烈酒后，这名朝鲜族老人才会向外人提及自己在朝鲜的往昔岁月。那是一段曾经志得意满，但最终又梦想破灭的异乡之旅。
大约十五年前，利用自己有多位亲戚是朝鲜人的关系，赵永建开始跑起了边贸。与李兴泰、赵启明不同的是，他在早期一度扮演着类似朝鲜矿产经销商的角色――朝鲜商社将一车车铜矿粉、铁矿粉乃至稀有金属钼等矿产品拉到丹东，赵永建将其转手卖给国内客商后，留下自己约20%的提成，剩余货款支付给对方。
除了矿产品，赵永建也尝试过发掘别的商业机会。例如，他曾与朝鲜商社合作从事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利用：朝方负责将从欧美进口的废旧电子产品拆解冶炼，他负责将冶炼出的金属在中国销售。与做矿产品销售一样，这个新业务也没有风险――因为“有熟人”，他甚至不需要投入资金。
在赵永建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打点”朝鲜商社社长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他经常长时间呆在朝鲜，隔三岔五地宴请合作者吃饭喝酒。他说自己在那个时期“钱挣老了”。东北话里，这指挣了大钱的意思。
但像所有国家一样，即便是朝鲜，这里的市场环境也并非一成不变。
在李兴泰印象中，2004年左右，随着大量中国商人的涌现，朝鲜商社也纷纷派出代表在中朝间频繁往返，甚至有些人常驻丹东。这类能说流利普通话的代表现在在丹东市里不时可见，他们大多肤色暗黄、穿着色彩灰暗的服装，不少人胸前还别着朝鲜领导人的徽章。
除了中国商人，外界几乎没有机会接触这一群体――他们只谈论生意，除此之外的话题一概回避。他们有灵活的商业意识，但对于不相干的人，则永远保持着不失礼貌的距离。
丹东一间名叫“平壤松涛园”的饭店里经常能见到这类代表。这间朝鲜人开的餐馆地处丹东对朝贸易的最前沿滨江路上。
餐馆墙上悬挂着几幅色彩斑斓但略显清冷的风景画，电视里始终播放着朝鲜人民军的军事演习、工业建设取得成就之类的节目。在夜幕里霓虹闪烁的滨江路上，这间餐馆临街的窗帘总是拉得严严实实。
3月26日夜里，一位穿着土黄色大衣，戴着茶色眼镜的朝鲜代表走进餐馆，他点了一道菜和一瓶鸭绿江牌啤酒。当电视上出现朝鲜领导人讲话的镜头时，他有时会放下碗筷，走到电视前神情专注地观看一阵。
在中国商人眼里，这位安静的代表却是可怕的对手。
“通过实地考察和互联网，他们很快就把中国市场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李兴泰说，这些代表与“最擅长价格战的中国人”会合后，彻底终结了中朝贸易以往的暴利时代。
赵启明举出了这样的例子：现在他卖出一辆价值39000美元的中国重汽卡车，利润只有150美元，而一条轮胎的利润已经不到一美元。“他们对中国商品的采购价格比我还清楚，甚至把中国政府出口退税的部分都计算在内。”赵启明叹着气说，过去几年中，他是“靠走量才活了下来”。
在赵启明那隔成十多个办公桌的公司里，一半的桌面上空无一物。那是他的公司最近几年难于扩张的见证。
2007年，赵永建的生意也结束了。在这之前，曾经相处融洽的商社已经很少向他发货。赵永建认为对方是想把更多的利润收归己有。此后，他曾经尝试过与人合作在朝鲜修建批发市场，还曾经投资数十万元尝试在朝鲜开采铜矿，但最终无一成功。
对于事业的挫败，赵永建认为没有好的合伙人是重要原因之一。他说自己带去朝鲜跟商社谈合作的人总是“不靠谱，老想着忽悠朝鲜人”，这令对方十分不满。
赵永建有些愤懑地称，早期曾有不守诚信的中国商人利用朝鲜人缺乏贸易经验的特点，拿到货后就一走了之。“九十年代，有四个朝鲜人为此被枪毙了。”他伸出四根指头说道。
但并非只有中国商人不守信。新华网2001年5月22日曾转载过中国驻朝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对朝鲜市场的分析，其中提到了这样的情况：目前朝鲜贸易公司（均为国营）对我国公司拖欠债务现象严重，自1992年至1996年上半年累计欠款达2.3亿美元左右。
赵永建认为，由于以往纠纷几乎都无法得到仲裁，使得中朝商人陷入了彼此戒备状态。
除了合伙人，赵永建认为缺少资金是自己的最大障碍。“谁能带来更大利润，朝鲜人就跟谁合作。”这名生意场上的失败者承认，在朝鲜商社彻底终止与他的合作前，他在对方心目中已沦为可有可无的小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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