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跟朝鲜做贸易，但最好别去投资。”在中国东北最大的边境城市丹东，当地商人总是这样警告外来的同行。
这在丹东的边贸商人圈子里早已成为共识。这个圈子里，除了中国投资者讨债无路甚至被扫地出门的诸多传言外，朝鲜国内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动、朝鲜半岛风云莫测的时局，始终是他们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但过去二十年中，依然有无数中国商人像贝壳一样吸附于丹东，在这座备受瞩目的边境城市里做着各自的生意。
联合国制裁不了
3月22日中午，阳光照耀着丹东，而横贯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上依然寒风凛冽。
沿鸭绿江边整洁的人行道上，一位裹在厚棉衣里的小商贩像以往一样，正尾随游客兜售从对岸朝鲜走私来的香烟、邮票之类的小商品。发现游客对朝鲜时局感兴趣后，小商贩抱怨着说：“昨天是世界睡眠日，可那边倒好，拉了一天警报。”
“那边”指的是对岸朝鲜最大的边境城市新义州。3月21日，许多丹东市民都听到对岸传出的凄厉空袭警报声。此前一天，朝鲜官方媒体表示“朝鲜人民军”已经做好了与韩国和美国作战的准备。
虽然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已经签订60年了，但战争的导火索似乎总也燃不到尽头。隔着鸭绿江望去，新义州沿江的地带稀稀落落的树木掩映着低矮平房，几艘小型渔船搁置在岸边石滩上，罕有行人踪影。更远处的山丘上，积雪仍未消融，一派沉寂景象。
“今后会怎样？大家心里都没底。”在紧邻鸭绿江的丹东市佳地广场里，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赵启明对中朝贸易作了悲观的预判。在他办公室里喝茶闲聊的老朋友，另一贸易公司的老板李兴泰对此则点头称是。
赵启明的公司位于佳地广场临江一侧，步行数分钟即可到达丹东口岸。即便朝鲜官方称朝鲜半岛正处于“一触即发的核战争状态”，但中朝间的边境贸易仍然一如既往 ――横跨鸭绿江两岸的中朝友谊大桥上，不时能见到几辆卸完货的卡车从江对岸缓缓驶来。据统计，经丹东口岸过境的货物量约占到中朝贸易额的80％。
紧挨丹东口岸的一名纺织原料批发商说，现在每天有约两百辆货车来往，“跟以往差不多”。他认为联合国安理会最新的对朝制裁决议跟自己的生意没什么关系，“我们卖的是民用物资，联合国制裁不了”。
一位当地贸易商声称，韩国政府安排了专人盯着丹东口岸，并记录口岸里的货物品种数量。这位贸易商说，他去年见过那名韩国人，“那家伙每个月领2000美元，不过总在偷懒，会拿几百美元来雇中国人帮他记录”。
紧张时局对丹东的旅游行业也没产生什么影响。正在丹东出差的一家朝鲜旅行社的官员说，不久后朝鲜可能会推出一个新的旅游项目――该国正计划将平壤郊区的一处农庄打造成新景点。“游客可以参观我国农村的面貌，还能跟村民一起打年糕。”这位官员称。
辽宁鸭绿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双鹏说，由于正处于对朝旅游的淡季，他公司一季度组织赴朝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只有约三百名，跟往年同期差不多。“反倒是因为局势紧张，西方国家赴朝游客的数量还略有增加”。
黄金时代
从佳地广场上放眼望去，对岸就是朝鲜最大的边境城市新义州。但这栋写字楼几乎完全被从事货物贸易的中国公司占据，电梯里的广告上印着这些公司的销售范围，从重型卡车、钢材、化肥到家用电器、服装鞋帽、日杂百货。而朝鲜驻沈阳总领事馆丹东领事办公室就设在这栋楼的21层里。
过去二十年里，这类中国公司组织的各种物资川流不息穿过中朝友谊大桥，在新义州短暂停留后，被运往嗷嗷待哺的朝鲜各地。作为回报，中国公司从朝鲜换回美元，或者矿产、木材、海产品、药材之类的货物。
作为多年的商业伙伴，赵启明、李兴泰都已年过50。一身的名牌服装和闪亮的劳力士手表显示，在过去20年的对朝贸易中，他们都收获颇丰。
1993年，这对朋友一同成为了最早一批中朝边贸商人。在此之前，李兴泰曾在辽宁省一家国营进出口公司工作过多年，早年与朝鲜相关部门的接触，为他此后下海从事对朝贸易搭建起了诸多人脉。正是在他的指点下，赵启明也踏入了刚对私营企业开放的对外贸易领域。
“差不多有六七年时间，闭着眼睛都能挣大钱。”李兴泰这样形容早期中朝贸易的状况。他有众多引以为豪的贸易案例，比如，1993年，他曾经向朝鲜销售过数十万件国内积压的衬衫，“每件的采购价是一元人民币，销售价是两美金”。
在对华贸易的早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朝鲜极度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代表政府的朝鲜贸易商社按照国家下达的采购指标和价钱，直接向中国贸易商发订单。朝鲜至今没有民间商业机构，所有商业行为都被大大小小的国营贸易商社掌控。
在李兴泰眼里，早期利用朝鲜信息极度闭塞和中国商品价廉量大的特点，对朝贸易的利润远比中国商人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挣到的都要多。“他们那时甚至不懂得询价采购。”李兴泰说。
这样的状况持续到了1998年。这一年，李兴泰向朝鲜出口了一批中国产解放牌载重卡车，“6000美元一台，我能挣到1200美元”。
除了高额利润，朝鲜对外贸易的某些方式也令赵启明瞠目结舌。在他印象中，自1994年朝鲜爆发持续多年的粮荒后，其商社曾将国内大量保修良好的机械设备以废钢形式销往中国，以此换取生活物资。
这种被赵启明称为“卖血换命”的贸易持续了数年之久，直到在朝鲜不少生产企业陷于瘫痪困境后，才被朝鲜政府禁止。
在丹东的中国边境商圈里，在公开场合谈论与朝鲜有关的话题是一种禁忌。除了防范泄露商业机密外，商人们更担心的是“惹上麻烦”。一个未经证实但在丹东商人圈子里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当地某公司老板在饭店里跟朋友喝酒时，聊了些自己赴朝旅游时的见闻，没多久这位老板便被朝鲜列入了禁止入境名单。后来有人向这位老板透露了原因：他那天在酒桌上“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这些话被一旁的朝鲜人听到了。
中国驻朝大使馆披露的数据显示，1993年，中朝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已有近9亿美元。但受此后朝鲜经济困难影响，两国贸易持续下滑，到1999年一度降到3.7亿美元的谷底。
不过那些在朝鲜政府内部“有关系”的中国贸易商，也能在惨淡的市场里获得收益。李兴泰多年游刃于朝鲜政商两界，早已熟知怎样从中谋利。“那边是计划经济体制，凡事领导说了算。”他说。依靠双方心照不宣的“互惠互利”，频繁前往朝鲜的他总能成为对方的座上宾。他结交的朝方高官中，甚至有人民军的高级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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