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变迁与冒险分子
华星胶丸厂的老板潘钢超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老家位于镇子旁边的横板桥村，到现在还是横板桥村的村支书。4月19日，我们在村里见到了他的弟弟潘广兴。据潘广兴介绍，老二潘钢超以前在家里做胶囊模具，后来当了村支书，与镇上的领导渐渐熟络起来，就被提拔去做乡镇企业华星胶丸厂的厂长。2000年左右，企业转制，他顺理成章成了华星的老板。当时，华星公司只有3条生产线，潘钢超很快进行了一轮技术改造，扩张为7条半自动生产线。可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大的发展。当地一位做了十几年胶囊销售的经理给我们分析说：“销售团队是关键，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三四家大药厂大客户的支撑，是起不来的。”
2010年，也就是《中国药典》新标准颁布的那一年，潘钢超又进行了一轮大规模扩张。他在华星厂区里投资数百万元，建起一座两层高的厂房，只是，他并没有实力来填充这栋新楼。最后采取的办法很简单――出租。按照当地监管部门公布的数据，华星公司共有23条生产线，分别属于十几个不同的股东所有。潘广兴在哥哥的厂子里帮忙打杂，他很肯定地告诉我们，真正属于潘钢超的生产线只有两三条，其余全部都是别人去投资的。“一条半自动生产线需要五六十万元，有的是几个人合伙投资，有的一人投资两条，每条线每年收取3.5万元的租金，进料、下订单、生产、出货都是各自单独进行，只不过最后都要用华星的牌照。”作为法人代表，这也是潘钢超所要承担的最大风险。
有的采访对象为潘钢超鸣不平：“他连自己的生意都没做大，怎么管得了人家的事儿？”不止一位业内人士向我们证实，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默许，甚至还获得了一定的鼓励。两年前，当地政府为了打击散布在各村的无证小作坊生产线，帮忙把他们撮合到了一起，“甚至为了促成集中生产，政府还补贴了每条生产线2000元的搬迁费”。在这之前，村里没有药品生产许可证的手工生产线并不是秘密，只要在当地工商部门缴纳一两万元的保证金，就可以开工。即便如此，华星厂每年的产值也不过千万元，仍属于儒岙规模较小的胶囊企业。
另一家涉案的企业卓康公司更夸张，包括大股东潘土在内，共拥有12名股东。因为有生产明胶的历史，卓康一直延续着明胶代理的生意。镇上的人都知道，在胶囊原料市场，卓康代理的明胶一直价格最低，“像罗赛格等大牌药用明胶，每吨5万～7万元，而他们代理的明胶，一吨不过2万元”。不止一位胶囊老板告诉我们，其实，在大家的意识里，都以为这么低的价格肯定是劣质产品，但却并不敢肯定就是用皮革下脚料制成的工业明胶。在卓康，负责代理明胶的是老板潘土的小舅子张柏强，他有个外号叫“三强盗”，在家里排行老三，有人如此解释：“他从小脾气火暴，没人敢惹，被大家喊‘强盗’。”
由于潘钢超、潘土和张柏强都已经被警方逮捕，所以，他们如何与河北、江西的明胶厂搭上线尚不得而知。不过，大家普遍的猜测是由于当年卓康生产明胶时建立的联系。而因为都曾经在乡镇企业担任过领导，潘土和潘钢超很熟悉，卓康代理的工业明胶也由此流入华星公司。两家处于市场竞争末端的小企业，两个落败的冒险分子由此走上歧路。
另几家涉案的企业也都差不多，浙江林峰胶囊公司，典型的家族企业，老板潘林峰子承父业后，正准备大干一番，投资数千万元的厂房还没有建完就遭此一劫；新大中山胶囊公司，老板王焕庭也算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本来他的企业规模不小，可前两年因为市场竞争激烈，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医疗器械生产，胶囊生产线承包给别人，由此涉案；创始胶囊公司，如前所述，老板曾经是创始人的二代传人，可后来同样因为经营不善转手他人；瑞香胶囊公司，取夫妇二人名字组成，夫妻店起家……总体看，这些企业基本都是市场变迁中的落伍者，而且，共同点就是错综复杂的股东关系和散乱的生产管理。
为胶囊企业重新洗牌的力量来自市场。王全来向我们介绍说，由于胶囊类药物生产工艺简单，相比昂贵的压片机，投资成本较低，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尤其是一些中小药厂，纷纷投资胶囊类药物，由此导致的全国各地胶囊生产企业一拥而上，纷纷扩大产能。现在，国内胶囊生产主要来自三个地区，分别是以苏州为代表的高端产地和以黄山、新昌为代表的中低端产地。按照业内人士的估计，目前国内每年的药用胶囊需求量大约1000亿粒，其中，一半的市场由手工作坊或半自动生产的中小企业占领，导致国内300多条全自动生产线中有一半是闲置的，目前产能已经过剩，市场供求比大概在2比1左右。
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拿到订单成为胶囊厂的第一目标。而且，竞争日益加剧的药厂，也在不断压低胶囊的采购价格，使得胶囊产业更是一片浑水。
2011年，全球制药市场的增幅为5%～7%，中国医药市场的增幅却高达25%～27%，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一粒价格不过1分钱的空心胶囊，看似渺小，但却占到了医药成本的20%左右，成为制药公司拼命控制的原料成本之一。
2009年起，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正式实施，在各省陆续公布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中标结果，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超低价中标。2010年9月1日，安徽省在国家医改办授意下先行探索，率先实施以省为单位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当时天价芦笋片事件被曝光，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安徽模式”，低价原则成为核心，甚至采用“量价挂钩”，为了提高市场份额，各大药厂纷纷压低药价。仅2011年一年，发改委公布药物平均降价21%，下调162个品种、近1300个剂型规格的药品。
此次被查获的问题胶囊药企四川蜀中制药就是明显例证。号称“普药大王”的蜀中制药公司，在各省的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中，中标价甚至只有最高零售价的1/4至1/3，有些明显低于业内公认的成本价。为了进一步压缩成本，蜀中制药还在河南投巨资建立起胶囊厂，法定代表人安荣彩就是蜀中制药老总安好义的胞妹，设计年产120亿粒空心胶囊。安好义曾公开表示：“50粒的阿莫西林，蜀中除了原料之外的成本可以降到6毛钱，而很多企业可能要9毛钱。自建胶囊厂能把胶囊剂的生产成本至少降低20%。”
拒绝透露姓名的一位儒岙胶囊老板告诉我们，超低价采购的药厂除了蜀中制药，还集中在东北地区的一些药厂。“他们明确提出低价为王，对质量要求反倒在其次。”这位老板回忆说，2002年当地企业整合的时候，由于劣质胶囊产量一度降低，这些药企也从大胶囊厂家进过一段时间货，但后来随着小胶囊厂的死灰复燃，他们又纷纷抛弃高价胶囊，重新回到低价行列。
无奈，胶囊已经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可另一方面，基层的监管力量却远远落后于现实需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昌县药监局领导告诉我们，虽然相关的标准不断在变，可是并没有政策配套，县药监局没有配备检测铬的仪器，以前都是开车或者快递送到绍兴市药检所去检测，拿到结果要等半个月，无法持续进行。新昌县药监局共有编制30人左右，监管内容还包括制药、餐饮等，胶囊只是其中很小一个分支，以前只是分片负责制。所谓的药品稽查大队，也是仅有编制没有实质的空壳，“基本都是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兼任着稽查队员的职务，甚至连司机们都成为主力”。看似严格的行业标准，到了基层，难免走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胶囊老板说，新昌就这么大个圈子，胶囊老板们又大部分住在县城，和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很熟悉，“基本上每次检查前两天就接到通知了”。
现任的儒岙镇党委书记盛学东在其所撰的一篇文章中提道：“胶囊企业规模小，实力不强，大部分又在儒岙镇，导致高层次科技人才难以引进，也无力引进。由于资金短缺，研发投入也少，自主创新能力弱，从而造成新产品开发能力弱，产品档次不高，品种单一，企业之间产品同质化严重。”
像这样“一镇一业”的块状经济模式，正是过去30年间，浙江崛起的最强动力，全省300多个工业小镇，为浙江贡献了一半以上的工业产值。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建华在其所著的《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中对此做了详尽分析。他告诉本刊记者，如何把碎片化的小镇工业提升为现代产业集群，将是浙江未来面临的现实挑战。“在一个成熟的产业集群里，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产业链条以此展开，自然会形成一套以市场为基础、以行业协会为辅助的质量监管体系，对末端的小企业形成约束，这要比单纯交给政府去监管有效得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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