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人才不回国 回国的遭遇“水土不服”
留守还是回国？这是从2008年开始就围绕着华尔街华人精英的话题。
记者发现，真正付诸行动，从华尔街回归的华人金融业者中，多数是被裁员的中低端阶层人群，高管们一般都不愁生计。
精英们留守的原因很多：如有积蓄，国内薪酬较低以及目前中国就业形势不乐观等。然而想不到的是，精英们竟然把生活成本特别是房子问题也作为原因。
在华尔街，收入最高的是投行董事总经理，税前收入大概一年50万美元，前两年行情好，加上奖金和年底分红，这些高端人才年收入会在1000万美元左右。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高盛每名员工平均年收入达62.2万美元。华尔街一般交易员、客户经理收入都不菲。
当然，嚷嚷着买不起房而不愿回国的恐怕只是放烟雾弹，“水土不服”才是他们心里真正担忧的。
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与金融机构已经把对华尔街人才的抄底付诸行动。上海政府曾带队一个金融招聘团前往纽约、芝加哥和伦敦，从欧美运回来的简历重达300多斤。招聘团，海通证券、东方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和申银万国证券都位列其中，意在招揽首席经济学家、风险管理专家、合规管理专家、股权投资总监等岗位的人才，其中最高年薪开到了120万元人民币。
世界经济人网站援引专家的分析称，现在中国各大金融机构花大价钱抛出橄榄枝的目的就是作好这方面的人才储备，看好他们在华尔街的相关实战经验，提早让他们回去帮助共同研究中国的衍生品市场发展。
一些常年在华尔街“征战”的中国人，有些时候思维和做事方式已经不再那么“中国”。他们回中国后如何与现有的市场环境及制度很好地融合又是一个新的挑战。无论是HR还是企业，似乎都应该给予更多耐心。
一位归国人员说：“中国与华尔街最大的不同是‘专家意见太强’，虽然专家有很深的理论研究，但他们离实践很远。在美国，专家就是做研究的，而操盘手不一定有多么高深的理论。我希望能做操盘手的工作，而不是整天搞理论研究。”
李峻是密歇根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硕士。他在硅谷只工作了两年就赶上互联网泡沫（所以，这是一个接连撞上两次大危机的人），决定改行，于是2003年去卡耐基梅隆大学读MBA。李的华尔街生涯始于2005年9月，德意志银行的衍生品风险管理部门。作为一个在中台分析和管理产品风险的新人，他在德银的收入底薪约在10万美元左右，并在年底另获得相当于底薪60%-70%的分红。
2008年年末，李峻在全美华人金融协会年会遇到自己在香港的大学同学。“我本想在华尔街多干两年，累积些经验。但他们告诉我没必要在这儿留着。”看到几个同学的状态都还不错，李伟龙坚定了回国决心。
但在回国的半年多里，李峻们已经发现了水土不服的尴尬：中国本土的金融业虽然前景光明，但目前仍处于原生品主导阶段，他们所掌握的更超前的金融衍生品经验全无发挥空间，外语技能也不太有应用余地。之后他进入海融投资做投资总监。“本来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不能适应的，但我错了。”进入海融投资后，他所擅长的固定收益具体债券化产品学识和英文都派不上用场。他的职责变成更基本的尽职调查、撰写报告以及陪着合伙人去走访公司。去拜访一些本地企业时，他需要乘坐公交车前往。如果下班忘记关灯，还会受到老板责备。“在华尔街，灯都是智能的。”李承认，中式的管理方式让他感到不适。只在海融投资呆了5个月，李选择了离开。“之后可能还是会回美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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