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畸形制度不仅会伤害流动人口中的个人，还会伤害他们的家庭，就像异地恋往往以失败告终一样，分居的婚姻也很难维持，而中国的底层打工者，很多都是男方到都市里闯荡，女方留在家里耕田和持家。分开的时间久了，男方会因为寂寞而想要寻求刺激，女方亦会因为男方的疏忽和怠慢而产生怀疑，他们的婚姻平白无故地增添了诸多考验和猜疑。
尽管去年我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中国仍是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贫困国家(就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言)，不管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设的口号有多响亮，它的实际进程显然远远没有国家“期望”的那么快。当户籍制度把原本可以定居在城市的流动人口拒之门外之后，“城市化进程”就成了一句可笑的空话，我们没有看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措施，倒是看到了不少阻止这一进程的不少政策。这个目标实现的唯一方式嫣然变成了一线城市的扩张，用暴力剥夺周遭农村居民的住房和耕地，强迫他们加入城镇户籍，而得到了光荣的城镇户籍后的农民，除了当时获得一点少得可怜的赔偿金之外，却没有得到任何适应城市生活的技能培训，失去了土地，他们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在城市里扎根，但没有人会关心他们的生存问题。至于备受冷落的二三线城市，它们依然毫无生机地成为一线城市发展的附庸。
流动人口的生存空间已经被反复挤压，他们逆来顺受般(事实上也毫无选择)接受了种种不公平待遇，但即便如此，他们在城市中谋求一席之地的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少。
虽然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解决大部分公民就业问题的(尤其是农村人口)，却不是它们，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小企业们。它们在地租，资源配置，税收等等方面备受排挤，却仍旧顽强地抵抗和求生，也正是它们给了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一个生存的机会，但这些中小企业们非但没有受到褒奖，反而迎来了“国进民退”的风浪，今天是某某企业被吞并，明天是某某企业被爆丑闻遭遇罚款。当投资房地产一年的利润远远高于实业辛苦一年的利润时，资金又被吸引到投机行业，我们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再一次被挤压。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劣质品也就层出不穷。国有企业因为法律赋予的垄断优势而缺少竞争，也就无需对产品质量和企业信誉负责，中小企业则因为遭受各种挤压造成高额的企业运营成本，在国民整体消费较低的经济环境中，企业主们只有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找到廉价替代品才能赢得市场，一些劣质品便应运而生，中国被称为山寨大国，产品质量不但不被国际认可，甚至受到国人的嘲讽，但只并不是由企业主的良心决定的，而是由市场经济决定的，举例而言，如果一磅纯正花生油的售价是30元，而一磅转基因食用油的售价则只有10元，我想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他们即便知道转基因食用油有损健康，却也毫无选择，因为他们的消费能力不允许他们进行高消费。
中国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劣质品，反复发生食品安全事件，说到底是由中国的内需决定的，如果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提高到国际水平，人人都能消费得起自己想要享有的日用品，那么高质量的产品就会有着空前的利润空间，资本便从低端劣质品的生存中被吸引过来，转而从事普通百姓都愿意消费的质量合格的产品，劣质品因为失去市场也会迅速被淘汰。
正是由于中国的当权者了解国人的购买力，所以才有各种对劣质替代品的法律监管漏洞。中国的统治者始终都了解国人的需求，他们清楚地知道，让国人都吃不起食用油，让城市儿童都喝不起牛奶的社会危害远远大于食品安全的危害，食品安全出了问题，大家最多骂骂无良的生产商，而国人没油吃，他们愤恨和抗议的对象就变成了政府。于是，在这种悲催的社会现状面前，国人既要忍受着各种劣质品的毒害，又因为国企对民企的挤压而陷入找工作的痛苦中，这又形成了一个国民收入不高，消费能力不足的恶性死循环。
当然，国企对民企的挤压带来的社会影响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它使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在大国崛起的近代史上，自英法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在连续两个世纪里称霸全球，靠的既不是女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也不是庞大的军队，而是千千万万个小店主们给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富。
近代和现代意义上的战争，已经完全告别了冷兵器时的武力较量，它比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而经济在综合国力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英国流传着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威灵顿将军能够打败拿破仑，靠的不是优良的军队，而是无数个小店主们对皇室的借款。这是一场自亚当斯密以来自由经济体制与传统经济体制的较量。
而这些小店主们，在今天有个时髦的称呼：中产阶级。他们积极进取，对财富的渴望激发了他们的创新能力，不断为自己，同时为自己所在的国家不断创造新的产品或者提供新的思路，而大资本家则因为无需付出多大努力就可以手握斗富而无需思考可以改变自身命运的良方，穷人也因为没有经费而很难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只有中产阶级才适合做发明创新。所以中产阶级最终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但是在中国，中产阶级就像中小企业一样成了反复被打压的对象，当然，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中产阶级的壮大势必造成竞争的增多，而竞争的增多又势必造成对以垄断为主导的经济体制的破坏，即便有法律的保护，国有企业也经不起一浪高于一浪的竞争狂潮，最后将导致垄断的瓦解，所以政府必将利用国家权力不遗余力地保护国企利益，中产阶级狭小的生存空间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中产阶级的萎缩又将造成国家权力经济的嚣张和猖狂，当市场完全失去竞争之后，商品的定价便可以脱离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的约束，甚至可以随着人们的喜怒哀乐而变得随心所欲，当各种怪现象如此反复，最后的结果将会，普通百姓因为找工作困难或即便找到工作也只能拿去低廉的工资而变得更加不敢消费，而国企的猖獗又可以肆意抬高商品价格而是普通百姓的购买力更加低下，中产阶级则因各种挤压而变成了夹心阶层，只有大资本家们则有着滚滚而来几乎花不完的钞票，资方和劳方的收入对比差距悬殊，这种经济体制将会彻底沦为国家权力经济(即官僚资本主义)，贫富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两极分化也将逼近上限，至于被国际社会所热捧的创造力，中国则要永远跟在以最具创新能力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发达国际的屁股后面。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未来很有可能成为社会常态。
个人
无论从人类道德上，还是经济生活上，我始终都不能理解计划生育，就如同当初国家鼓励生育一样。利用国家工具强制性对妇女实行结扎，这简直是对广大女性同胞的羞辱，也是对人权的最无耻践踏，造物主赋予了人类生育的能力，使人类可以传宗接代，繁衍不息，这种权利是造物主赋予的，但国家统治者却要人为地剥夺，这简直是最惨无人道的事情，我们且不说女性同胞需要为此遭受怎样的创伤，单是从伦理道德上讲，这已是一种罪孽。我不知道当时千千万万个妇女是怎样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手术的，也不知道男人们是怎样容忍得了有人这样侮辱自己的妻子的。即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德国人为了种族的繁衍，国家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夫妇每生一个孩子就会得到一笔奖金，如果这个国家需要限制人口，我相信他们也会采用同样以奖金为鼓励的措施，而且，就中国来说，一个孩子从出生到长大所需要的所有费用都是靠父母供养，国家为此没有提供任何福利(当然，近几年国家终于取消了学费，实现了学生义务教育时间内的免费读书)，政府又有什么资格说夫妇多生一个孩子是在增添国家负担?在孩子的所有开支都由夫妇承担的条件下，想要多少个孩子，能够负担得起多少孩子的成长费用，我相信父母比国家更了解自身的经济状况，当然，可能有人会对此指责说很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众由于性安全知识的缺失，即便没有能力抚养自己的子女，也不知道怎样采取避孕措施，这种情况下只有结扎才是最好的办法，也许这是个好办法，但这必须经过当事人的同意才能称之为好办法，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去剥夺别人生育的权利，尤其是这种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普遍的强制性避孕。当然，我相信政府是不愿意做这些思考的，政府要做的就是提出一个目标，然后不问过程地去实施，而不怕这些措施是否会得到广大公民的接受，不然今天也不会招致如此多的骂名与抵抗。政府可以不计后果，但后果一定会到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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