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异乡
跟陈适之一样，张岩邦(化名)并不喜欢“富家子弟”这个称谓，尽管现在在浙江从事制造业的他的家族企业，已经坐拥几亿元的资产。
“我的父辈们是创业的一代，而我们，则是守业的一代。”张岩邦归纳，创业难，守业更难，相对于父辈们早期奋斗的艰苦而言，而今张岩邦面对着家族企业的产业升级瓶颈，更让他感觉如履薄冰。
作为他的家族中第一位大学生，张岩邦的大学本科选择的是外语专业。而他的移民，初衷有两点：
其一，近年来，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代表的浙江制造业，其粗放型经济模式，已让许多问题初现端倪，也让这家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家族企业走到了一个必须改革的关口，家里的很多长辈都希望年轻的张岩邦“到国外去看一看”；其次，其家族企业的资本累积到一定阶段，一些海外的投资活动势在必行，张岩邦的长辈的想法是，如果他拿到了投资目标国的移民身份，这将对家族事业的发展如虎添翼。
值得一提的是，张岩邦的家族企业，此前就曾与很多国家有过贸易往来。所以，最终，在2007年，张岩邦在这些国家中，将加拿大锁定为他的移民目标国。
初到加拿大的张岩邦先是在温哥华买了一套房产，这不仅是小范围的试探性投资，而且也使得身在异乡的他有了一处安心生活的落脚点。首选购房置业，这也是华人富豪做出移民选项的保留曲目。
而后，随着对加拿大经济形势的逐步了解，张岩邦开始动员他的家族企业拿出部分资金，在加拿大尝试涉足基金、股票类的一些投资行业。
温哥华，这座深秋季节红枫摇曳的城市，被称为是富豪们的人间伊甸园。“如果把建筑物全部去掉，巴黎不过是塞纳河两边的一片丘陵，加上河中间几个小岛屿而已。但是，如果把温哥华的建筑全部去掉，那可还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漂亮地方”，作家辛恩·罗西特(Sean Rossiter)曾经这样诗意地描述。
这是一个能让生活节奏变得慢下来的城市。许多名流政要都对温哥华情有独钟，比如，李泽楷出海首选耶鲁镇码头，克林顿和普京每次来，都要在街头散步或慢跑。当然，这样的“偷得浮生半日闲”，是需要坚实的财富打底的。
而年轻的张岩邦，是在对他的异乡生活的细微体察中，慢慢了解这个陌生的地方，并对它产生感情的。
刚到加拿大时，张岩邦就买了一辆车。有一次，等他去商场购完物出来以后，发现开着的车灯已经耗尽了车的全部电量。此前，他并不知道加拿大的车灯是即便在熄火后也会一直开着的。无助的他，站在街边，不知所措。在他感觉孤立无援时，有好几位开车经过的车主都主动停车下试图帮忙，但因为他的车需要的是电缆线，这些好心人也无能为力。最后，是一位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帮助了他，其实她的车上也没有电缆线，但这位孕妇考虑到张岩邦是个“外国人”，与人沟通多有不便，就站在路边帮他拦下一辆又一辆路过的汽车以求助，最终，他们借到了一根电缆线。
还有一次，张岩邦去图书馆还书，不小心将几千元现金夹在书里一并归还。几小时以后，图书馆管理人员通过借书记录，辗转联系到张岩邦，并且再三追问他，是否还有东西遗忘在了书里。
为了多一份选择
遥远的温哥华，也是50岁的王梦遥(化名)生活的地方，每年她有几个月的时间都呆在那里。在那里，天空总是蓝蓝的，空气中没有沙尘，花草植被都好像水冲洗过一样，明艳新鲜。
王梦遥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具备王永庆式特质：出身寒门，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白手起家，非常勤劳。自改革开放以来，她从一名小小的纺织女工，变成一位专跑服装生意的个体老板，而后一跃成为国内某纺织工厂的总裁，生意订单来自世界各国。她就像是起于寒微的中国一代创业者的缩影。
对于王梦遥这样的一部分已经享有经济自由的人来说，频繁的海外贸易往来与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中国护照在出国签证上的受限问题，很多人选择用他国的PR来解决自己的出行问题。
2007年，王梦遥委托一家移民机构为其办理了投资移民手续。两年以后，她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加拿大的移民身份。靠着这张“枫叶卡”，王梦遥在温哥华购置了一处房产。
这张小小的“枫叶卡”于王梦遥而言，是她往返于中加两地的“便利通”。不仅如此，她还可以凭借这个身份，从加拿大出发，免签到多个国家，这极大地方便了她的生意与旅行。
温哥华的生活节奏是慢悠悠的，比较符合像王梦遥这个年纪的想过一段人生安宁时光的心理需要。她觉得，她也是时候，让自己稍微歇歇了。
在王梦遥看来，在国内忙忙碌碌一段时间，闲暇时就在温哥华生(博客)（微博）活几个星期，也是心情得到放松的休憩站。王梦遥至今很难熟练运用英语，仅仅靠着几句简单的口语和手势，性格外向的她在异国他乡依旧生活得如鱼得水。
“国内的公司如果有一些事情，我就会在网络上跟员工们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解决。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这都不是问题。”王梦遥说。
现任美国某著名化妆品牌的中国首席督导蒋紫韵(化名)，在2005年跟随丈夫一起移民澳大利亚。与很多投资移民的富豪不同，身家千万的蒋紫韵自称只在澳大利亚的汇丰银行“存了一笔为数不多的存款”。
蒋紫韵非常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也没有要放弃国内事业的打算。实际上，这位职业女性将她的大部分时间放在国内打拼。而她选择移民，只是未雨绸缪，“只是为了自己在老了的时候可以多一份选择而已”。
“中国是个适合工作的地方，但是并不适合生活。”这是蒋紫韵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这位姿态从容优雅的女性，思量的是，“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相当可观。但是，就生活而言，像澳大利亚、夏威夷这样的地方，可能更适合人类居住吧。”
蒋紫韵重视生活品质，也十分关心一座城市的空气质量。2008年的奥运期间，北京曾专门在户外安装了空气质量监测仪，几乎每次路过，蒋紫韵都要留意监测仪上面的数值变化。
在蒋紫韵的记忆中，澳大利亚的空气非常澄净，而夏威夷，“就更棒了”，“那里的天空到了夜晚，就像蓝丝绒一样纯净美丽，星星看上去也很清晰”，她记得的一个有趣片段是，在日光灿烂的夏威夷，那些挂着宝蓝色招牌的ABC STORE(连锁超市)里，甚至有罐装的夏威夷空气出售，2美元一罐。
国内的食品安全，也一直是蒋紫韵的一块心病，她先是听到了关于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的新闻，而后，关于地沟油屡禁不止的新闻，反复滚动播报。所以目前只要是在国内的时间，她都是自己做饭，她常常会去城市超市采购一些国外进口的牛奶、橄榄油等食品。
“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改革开放也为中国带来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一些商家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放弃了商业经营的道德底线，这很可怕。”她感喟。
为了下一代
跟蒋紫韵一样，商界女强人柳非婷(化名)做出移民的这个决定，也是慎重考虑的。她拿到海外移民身份已有几年时间了。现在中国工作的她，正在计划生一个宝宝。
提到移民的初衷，柳非婷不无感叹地说：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考虑。
很多人以为父母移民，就是要让孩子真正走出国门，在西方发达国家接受教育，但像柳非婷这种准备让孩子获得国外的身份、未来却准备依旧生活在国内的，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柳非婷解释，对于一些长期在国内生活的父母而言，中国国内有很多由外国人开办的秉承西方教育的学校，这些学校在招收学生方面也对孩子的身份有诸多考量，比如说，目前很多开办在国内但拥有良好教育资源的外籍学校，甚至不招收中国学生，而如若孩子有其他国家的身份，则会便利很多。
柳非婷亲身经历的是，她的几个朋友的孩子中，就读于外籍学校与接受国内教育的孩子，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说，一位朋友就告诉柳非婷，她的孩子就读的学校曾经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教孩子们去感受“何为快乐，何为悲伤”，并要求家长协助老师，帮助孩子体会快乐与悲伤这两种感受。
柳非婷的童年，生活在应试教育的阴影下，每次到考试的时候，都似箭在弦上，如临大敌。而考分，早就将孩子们划分成了不同的三六九等。
“总的说来，外籍学校在孩子的幼儿园和小学教育中，更注重对于孩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柳非婷认为，与传统的国内教育不同，西方式教育更倾向于把孩子教育成感情丰富，而且能够学会真实表达真实的个人，而并非一味强调某些功课的应试成绩，这种不那么急功近利的教育，更容易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她希望她的孩子今后可以去探寻到内心的自由度，而不是急功近利。“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国内教育亚文化的影响下，过早学会察言观色，说一些违心的场面话。这是我们这代人在社会大环境下无法改变的悲哀，不能再将它延续到我的孩子身上。”这是柳非婷表示要坚守的底线。
这与刘清岩(化名)的想法不谋而合。在去年10月，刘清岩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他选择的城市是墨尔本。墨尔本刚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刘清岩给这座城市打了99分。
他的想法很简单。他就是希望，他的孩子能回到他小时候那样子，自己上学放学，走过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用害怕，不用家长去接送，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与小孩，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
“就这么简单。”来自杭州的刘清岩说，“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人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目前，刘清岩的一半时间在中国国内，一半时间在澳大利亚。他的孩子已经习惯了墨尔本的生活。他也开始逐步把财产转移到澳大利亚，“就是为了安定……我只是想能生活得更好，更放松”。
“减少潜规则带来的不安全感”
与一些拿了身份仍旧生活在国内的富豪相比，也有一部分曾在国内呼风唤雨受万众瞩目的企业家，选择了作别故土，远走他乡。
目前已放弃中国国籍，并在海外永久置业的企业家华博(化名)，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华博也曾是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之一，曾被无数青年创业者视为心中的偶像。而今，他目前的大部分资产都已用于在美国洛杉矶置业，还有一部分资产，他自称在他出国之前就已捐赠了，“拿出一部分钱做慈善，回报国家和社会，也是我应该做的”。
华博现在回想自己当初做出离开中国的选择，主要还是基于社会大环境等一些因素的考虑。“
华博很能理解目前中国国内一些企业家的移民行为，“为了做成一笔生意，除了要在正常竞争秩序上劳心费神以外，还要另外动多少歪脑筋，才能得到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如果相关政策能够更加完善，保护企业家的切身利益，竞争机制更加透明，减少潜规则带来的不安全感，谁又愿意背井离乡？”
即便如此，对于中国未来几年内的经济发展，华博依然非常看好，他相信，“99%的可能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以平稳的态势逐年上升。不仅是我，身边的很多美国投资家也都这样认为，中国是一块前景无限的市场”。
对于企业家的责任感，华博有着自己的解读：“资本是逐利的，作为一名企业家，我势必会为自己的投资选择更广阔的市场，争取更好的政策环境。再者，我曾为中国创造了上亿元的GDP，也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现在，我曾管理过的企业也依然在国内创造着价值，这就是我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所尽的一点绵薄之力。”
这与张岩邦面对的情况不同，对他而言，与中国经济的深度捆绑，是一种坚定的现在进行时。目前，张岩邦家族的大部分成员都依然生活在中国，他的家族企业的主体也依然放在国内，“作为享受了改革开放成果的企业家，我自己和家人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张岩邦说。(应受访者要求，本文涉及的受访者使用了化名)
第三波移民潮的底下
贺莉丹
中国富豪移民，已经成为一个关注的热点。而在公众眼中，这个被命名为“中国富豪”的群体形象，多少显得面目模糊。
这个掌握着财富的社会中坚阶层，究竟是怎么看待和解读海外移民的？
富豪群体的分化
在《新民周刊》记者所接触的这些中国富豪中，他们中的不少人，其产业规模已逾亿元人民币。他们对外界保持审慎的距离，却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倨傲。
对于投资移民，他们的态度，很难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描绘——
首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默默地获取了他国永久居民权(以下简称PR)多年。其中包括一些80后的企业家二代，他们获取PR的方式，可能是他们的家族给他们办理的投资移民，也可能是他们在国外留学期间，刚好拥抱了技术移民的政策，就顺势而为。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跟外人主动提及这个身份的变更。他们的财富累积，依然扎根于他们的出生地中国。这与他们在获得PR之前，并无改变。
唯一有所调整的只是，在他们所处的被称为“太空家庭”的家庭模式中，彼岸的“福利”正在或即将被让渡于他们的太太与孩子。国外的优质教育、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以及民众文明的教养，不乏吸引力——这些都是当初他们选择移民的初衷。
其次，还有一部分人，将投资移民作为未来人生的“几年规划”之一，跟记者交谈时，他们的语气是毋庸置疑的。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对移民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并已多次往返于中西两地，故而他们认为，“移出去，是早晚的事情”。那种理所当然的神情，写在脸上。
有趣的是，当记者询问这部分人，“优先考虑的移民地是哪里？”得到的答案，无一例外是市场经济高度繁盛的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其次是新加坡，甚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亦在考量范围之内。而他们的一部分亲朋，早已经在这些国度生活多年——这种依托血缘、乡缘纽带存续的社区模式，正是华裔社会的传统。
最后，还有一部分人跳脱常轨，他们神情自得，坚定地对移民说“No”！在这部分人看来，经济上的自由度已经让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领地，国外于他们而言，不过是度假、购物或探险的好去处。看上去很美而已。在他们的眼中，喧闹的奔腾的中国仿佛一条行走在康庄大道上，这里是国际化竞争中全球最大的市场，人群熙攘，生机无限，机会遍地，使人血脉贲张地去等待一场随时上演的好戏——“为什么要将自己家的地盘，拱手让人呢？！”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外界称呼的所谓“富豪”，他们对这种笼统的“贴标签”的方式，持有本能的反感，他们不客气地直指那是“炒作”，并直接提出自己的质疑，并直接说，“称呼我们为企业家，可能更为恰当一些。”——他们中的一位，这么告诉本刊记者，而他本人，穿着朴素，行使低调，目前正在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寝食难安。
你不得不承认，这种选择，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与他们日益觉醒的个体色彩。就像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此外，一个值得观察与反思的现象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对于胡润研究院不久前发布的“中国60%以上的富豪想要移民”这一数据，秉持相当不确信，“比例真的是这样吗？这些被调查的中国‘富豪’样本，是怎么选择的？对于所谓中国‘富豪’，究竟是如何定义的？”他们直接提出自己的质疑——这与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
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对于胡润研究院发布的移民富豪数据也是不认同的，他敏锐地提出他的疑问，“他们得出的这种关于移民富豪的比率，分子、分母是什么？中国究竟有多少千万富豪？他们中间，已经移出去的人、正在申请移民的人，又有多少？”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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