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外界如何质疑各类调查数据的局限性,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一股来势汹涌的移民潮再次兴起。 “一些富豪不是在移民,就是在通往移民的路上。”民谚云。
10月胡润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之前的4月份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两者的潜台词似乎都在说——在中国,60%以上的富豪正在琢磨移民这个事情。
不论外界如何质疑调查数据的局限性,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一股来势汹涌的移民潮再次兴起。
富豪们为什么要移民?
优质的教育、洁净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完善公平的法制环境以及让富人们最迫切需要的安全感……
作为移出地的中国,正在面临资金和社会精英阶层的集体流失。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
这是一个值得警醒的现象。
富豪移民潮,并非一种传说
中国企业家之所以选择移民,主要出于以下几点原因考量:子女教育、医疗体系、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以及资本抗风险性等。
王若翰
2011年10月29日,胡润研究院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显示,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虽然对于白皮书中出示的数据,社会各界普遍持保留态度,认为此调查的采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仅仅是通过对全国18个重点城市千万级别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以上的个人)进行调查,和获得的980份有效问卷,并不足以说明国内企业家们在移民问题上的总体趋势。
但同时,也有专家结合今年4月份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以下简称:财富报告)发表观点,认为白皮书中的数据,与财富报告中对2600位千万富翁的调查结论相近,其中在有关移民问题上,财富报告给出的调查结果为:近60%的高净值人群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这方面的考虑,而在个人资产超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移民,两者之和,是总数的74%。
移民背后的考量
根据胡润介绍,中国企业家之所以选择移民,主要出于以下几点原因考量:子女教育、医疗体系、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以及资本抗风险性等。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谈到对投资移民的看法时提出,此次移民潮与前二次相比,在主观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是在无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遵照自己意愿的移民行为。
在夏学銮看来,前二次移民潮的出现,皆有社会背景下的不得已性。如: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是出于海外寻亲目的选择移民,这种选择是为了家人不再天各一方,能够一家团聚。同时在整个80年代中,涉外婚姻的出现也是移民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主要以上海居多,也多是由于感情因素。而现今的富豪投资移民,则没有上述二次移民的不得已情节,实属个人意愿下的选择,是极端的个人本位主义。
夏学銮表示:“作为一个曾访问过多国的学者,我可以说,国内很多人的移民理由实则是一种围城效应。”夏学銮指出,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更多,如果出于食品安全考虑,则移民美国的人更应该担忧。同时,美国的治安在全球发达国家治安排名中十分靠后,作为首都的华盛顿时常有枪击事件发生,严重者甚至演变为一场枪战。一些企业家认为外国的月亮必定比中国圆,是一种未经过调查的极为盲目的判断。
通过对一些移居海外个案的采访,记者发现,大多数35岁之后移居海外的人,移民后都会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即使是一部分语言基础良好且具有国际化教育背景的人,在长居海外后,也会有强烈的不适应感。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来自语言优势的弱化。一般情况下,即使英语基础较好的中国人,到了国外也依然会在语言沟通上成为弱势群体。并且长期身处在使用外语的环境中,也会导致大脑思维疲劳,从而排斥和人进行语言交流。
其次,巨大的文化差异和生活圈子的变化,也是导致移居人群缺乏幸福感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有关人士透露,在澳大利亚,因为有政策规定必须五年内在澳洲住满两年,才可取得永久居留权。这种政策被很多人称为“移民监”,甚至出现过为拿身份坐“移民监”而身患抑郁症的案例,也有很多人因为不堪忍受“移民监”政策,而最终选择放弃永久居留权。
部分接受采访的移民企业家明确向记者表示,偶尔去移民国消遣一下,感受异国情调尚可,长期的国外生活则很让人崩溃。由于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等诸多问题,致使大部分移民人士无法在移民国融入主流社会,最后不得不选择回国。这种情况下,移民身份只是一个方便出入境的配置而已。
从出国热到移民潮
抛开白皮书与财富报告中的数据,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几次出国热与移民潮有目共睹。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每一次的特点也不尽相同。
最早的出国热,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70年代末期,大批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深造,而走出了国门。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其直系亲属及配偶因历史原因长居海外,使其选择寻亲移民。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评价这一时期的出国特点时讲到:“从严格意义上讲,留学不能称之为移民,这种以留学为理由出国的人,在办理签证时,一旦被接受国相关机构发现其有移民倾向,是要被拒签的。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外出留学的人,后来大部分也均留在了海外。”
据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107万海外留学生,而只有27.5万人回国,有近3/4的人才流失海外。而在今年8月由国务院侨办与华侨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华侨华人蓝皮书》中,则引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公布的数据:自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8万人,留学回国人员49.74万人。加上因配偶、子女探亲或移民等事由出境,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在当地的30多万,通过留学途径出国并转为移民的人员总数在60万以上。
90年代初,由于西方国家技术人才市场的庞大缺口,大批中国技术人才以技术移民的方式走向了世界各地。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一些西方国家生活质量高、就业机会多所致。据了解,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的国外技术移民上升至最高比率,达52%,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大批的技术移民导致中国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但顾骏认为,当时知识文化精英大量技术移民,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国内的社会大环境,并没有他们能够施展发挥所学的土壤。而夏学銮教授则表示:“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以及政策环境的改善,也有部分技术精英选择回国发展,而他们回国的时间点,却恰巧与富豪投资移民的时间点重合。”
近年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为改变国内经济低迷、市场疲软的现状,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投资移民新政策,放宽移民条件,以便吸引其他国家民间资金,带动本国经济。这在客观上也构成了促使中国企业家移民的条件。据夏学銮回顾,中国企业家移民趋势最早开始于2000年左右,自2002年美国投资移民新政策出台后,中国企业家投资移民比例开始逐渐递增。
2010年,美国国务院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来自中国。而来自加拿大移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其中,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
他们去哪里?
胡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企业家投资移民主要倾向于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随后是英国、澳大利亚和一些其他欧洲国家。
上海外联出国顾问集团的副总裁陈伟琪告诉记者,依据外联集团多年来为私人办理出国签证的总体情况来看,近年来企业家们的投资移民更倾向于美国和加拿大,这主要是基于接受国的移民政策和企业家自身条件两重原因考虑。如一些接受国家在投资项目上,更倾向于开发高新技术的产业,对于做房地产之类的企业家则采取一定的限制政策。而对于企业家本身而言,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相对华人较多,有一定的文化共性,另外,相对于澳大利亚更倾向于投资开办具体企业的创业模式来说,美、加等国鼓励企业家将钱投资到政府制定的创设项目,则更得到富豪的认可。
陈伟琪告诉记者,美国目前的投资移民门槛是投入50万美元到一个政府指定项目即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部分来自亚洲国家和俄罗斯的企业家。同时,移民新政还放宽了对移民申请人的其他条件限制,如规定申请人无年龄、教育程度、英语能力及商业背景的条件限制,只要证明资金来源合法,赠予或继承皆可;申请人、配偶及未满21周岁的未婚子女,可同时申请。
在美国的投资移民新政颁布之前,作为投资移民国,更多企业家选择加拿大。而近年来,随着投资移民申请人数的增加,加拿大政府对于投资移民的资金门槛也是水涨船高。陈伟琪告诉记者:“加拿大之前的投资要求为,一次性投资40万加币到该国政府,5年后返还;或一次性投资12万加币不予返还。此财产属于无偿提供给加拿大政府,用于加国内的各项建设,申请人不参与任何利润分红。而自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开始,这两个投资档位分别被调高至80万加币和22万加币。”
外界猜测此次投资移民门槛的提高,就是要在不增加配额的同时,吸引那些经济实力更强的申请人。在此之前,加拿大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此前加拿大吸引的众多投资移民中,能够长期居住,并且参与本地经济活动的比例严重不足,很大程度上没有达到吸纳投资移民的预期目的。对此,康尼也直言不讳:“新移民投资计划将带来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来发展加拿大的经济,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除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也在去年以来,陆续颁布了投资移民新标准,调高了投资移民所需的资金投入。其中,新加坡在2010年9月颁布的投资移民的新标准中规定:“从2011年1月1日起,新加坡投资移民的金额将由原先的150万新元,提高到250万新元。对于拥有创业及经商经验的申请者来说,其公司主营业额的门槛也有所提高:公司上一年的主营业额由原来的至少1000万新元,变为至少3000万新元;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平均额也由原来的至少1000万新元,变为至少3000万新元。”
投资与移民之间的权衡
对于目前国内富豪的投资移民行为,社会各界看法不一,评判标准也各有不同。胡润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企业家将其资产从国内的实体经济,转向国际范围的投资项目,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
胡润表示,参考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成长史,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中国企业家以房地产、制造业为主的盈利模式,实为企业家成长的初级形态。企业家们将自己涉足的领域从本土转向全球大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位企业家或是一个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势必开始向投资类行业转型,就像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涉及全球各行各业一样,中国企业家在海外的投资形式也多是以基金、股票等形式居多,并且倾向于短期回报的项目。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一种资金在全球宏观范围上的大循环。
至于投资后的移民行为,很多企业家解释,是因为拿到国外身份后,便可以在国外享受一系列优惠的投资政策,更利于其海外业务的顺利进行。资料显示,所谓投资移民,国内大部分做此选择的企业家只是取得了国外的永久居留权(俗称:绿卡),并未放弃中国的公民身份,而这部分人中的85%,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国内,其大部分资金与产业主体也依旧在中国。
外联出国顾问集团的副总裁陈伟琪也表示,根据外联出国顾问集团办理的大部分委托申请来看,绝大部分企业家都在出国后保留其中国护照,只在移民国享受永久居留权,并且大部分企业家在拿到永久居留权后,还是在国内生活,但在涉及到出国事宜的时候,有了国外身份就会方便很多。
但同时,陈伟琪也向记者透露,国内很多富豪选择投资移民,其更倾向于移民而非投资,相当一部分富豪将移民国设定的投资资金最低门槛,当作购买国外身份的成本。以加拿大为例,不论是选择一次性投资80万加币到该国政府,5年后返还;还是一次性投资22万加币不予返还,此投资都没有给投资人带来任何直接的盈利,只是为其换得了加拿大的常住身份。至于申请人拿到常住身份后,是否在加拿大国内参与其他基金、股票类投资,则另当别论。很多企业家认为,拿到国外绿卡,只是为了方便自己今后在居住地上多一个选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贺莉丹 陈 冰 王若翰
移民的中国富豪们,有了更多的对于他们自身及周围环境的考量。他们中的每个人,诠释的都是自己富于个性的移民新篇章。
“如果你爱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20年前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从肯尼迪机场下机伊始,为了谋生,姜文饰演的男主角大提琴家王启明就进了餐馆打工,而他的妻子郭燕进了工厂干活。自由女神神情冷傲地注视着像他们这样从世界各地涌入纽约的淘金寻梦者。
而现在,历史改写。移民的中国富豪们,有了更多的对于他们自身及周围环境的考量。他们中的每个人,诠释的都是自己富于个性的移民新篇章。
一个富豪的移民样本
上世纪末,陈适之(化名)的母亲在江苏省创办了当地一家颇有盛名的服装生产企业。2000年,这位打理这家近500人家族企业的女性,果敢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要将宝贝儿子陈适之送去新西兰留学。
而那个时候,18岁的陈适之甫从江苏一所重点中学毕业,对未来的想法,还是懵懂一片。
这个戴着眼镜,性格慢热的青年,当时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熟读中国史。多少感觉命运被安排的陈适之,最终还是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妥协,他服从了母亲的意愿。那年夏天,他考上了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并选择了与商业相关的专业。
身为一名企业家的后代,陈适之的留学生涯,并不是在酒精、美女和跑车的刺激下度过的。他过得有点寡淡和刻板,常常是默默地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奥克兰大学北岸的校区上课,在图书馆做笔记,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
到了2005年,陈适之从奥克兰大学毕业后,当时他周边的不少同学和朋友都在想尽办法移民定居新西兰,他看在眼里,而他自己的年龄、学历、工作等综合评分,恰好都达到了当时新西兰移民的标准,于是在次年,他顺理成章地申请了新西兰的绿卡,选择定居在他的第二故乡——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
两年后,在陈的家族支持下,陈适之在新西兰成立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主要业务是从国内进口商品和服装到新西兰去销售。他也逐渐在奥克兰购置了几处房产,“自住加投资”。他这么介绍,这些房产中,有位于奥克兰市中心CBD 的办公楼,也有市区的公寓,在郊区,他还拥有独立带花园的房子。
他对本刊记者解释,相对而言,新西兰的投资移民政策一直要求十分严格,“甚至是不近情理的”,这体现在,新西兰对于申请移民的人的资金要求比较高,比如说,在金融危机前,其一度要求全球投资人的资金达到2000万新西兰元(约为9560万元人民币),所以新西兰较少受到移民人群的关注,“现在中国国内的千万、亿万富豪们,更倾向于移民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接下来他们大多也会考虑新加坡和一些东南亚国家。那些投资移民新西兰的,除非他们有崇尚自然的特殊嗜好了。”他这么调侃。
在陈适之看来,相比他自己移民的新西兰,上述发达国度,才是移民的热门目标国,“因为上述这些国家对于申请人的资金、学历、英语、背景等标准的设置,都显得较为合理。这么说吧,我们移民在新西兰,感觉上它还是处于地球边缘的一个小国,经济上只是差强人意。”
但是,他是能够感觉到移民新西兰的好处的。用他的话说是,跟上述三个发达国家相比,他感觉,“美国太乱,加拿大太冷,澳大利亚太热”,“从居住环境上来讲,新西兰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奥克兰在全球各类最适合居住的城市的排名中总是跻身前10名,有时甚至跻身到前5名,这里气候宜人,冬天平均气温不低于10度,夏天最高低温不高于30度,人口密度小,工业比较少,污染几乎没有,所以号称‘百分百纯天然’。”
此外,在陈适之看来,新西兰的移民监制度,也可以说是目前移民国家中比较宽松的——它只要求你在取得绿卡两年内每年在新西兰居住半年以上,而后就可以自由往返中新两国,不再有移民监的限制——这也为像陈适之这种年轻人回中国创业,解除了后顾之忧。
从2009年开始,27岁的陈适之开始频繁往返于新西兰和中国之间。他将新西兰公司的日常业务交给同事发展,而回到国内后,他开始协助他的家族服装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直到后来,他在上海成立了一家服装品牌公司。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这是他的感觉。
“在国外做生意钉是钉,铆是铆,操作模式和客户关系都比较简单,生活也比较安逸,周末基本不上班。而回到国内,工作节奏加快,产生了不小的压力,比如说,新公司招募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想法各异,人力资源的管理也是一项挑战。另外,公司初创阶段,事情要多和家中长辈商量,共同决策,不像在新西兰,那里是我自己的‘小王国’,独自决策就好了。而且现在我的事业还处在革新转型阶段,事事都要自己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班时间的他,那段时间,常常感觉身心疲惫。
并且,国内的环境和食品安全,也让在新西兰生活了8年多的陈适之感觉到忧虑与相当不适应。
“新西兰的空气是最清新的,跟中国相比有天壤之别,在新西兰空气可以‘洗肺’。”他这么说。
至于食品,他时常听到关于地沟油的报道,这让他感觉到“防不胜防”。尽管他会尽量选择好点的餐馆吃饭,“自求多福吧。”他觉得,这更像是一种心理安慰。
幸运的是,去年,陈适之在上海邂逅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侣,并在今年年初步入了婚姻殿堂。在下个月,他即将晋升为父亲了。跟亲朋报告这个喜讯的时候,他有着战战兢兢的喜悦。
关于未来,他已经计划妥帖。早在今年6月份,到新西兰蜜月旅游期间,陈适之与他的太太就决定让宝宝在新西兰出生。于是,4个月后,陈适之带着大腹便便的太太,抵达奥克兰,守候孩子的降临。
“我的想法很简单,从当留学生开始,到后来工作、创办公司,都为新西兰这个第二故乡做了不少贡献,我也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享受到新西兰的福利政策。”他解释,因为自己持有新西兰的绿卡,所以他暂时可以担保他的太太获得工签,将来也就可以移民了。
在奥克兰,陈适之夫妇居住的公寓就在市中心,距离奥克兰的地标、南半球最高的建筑物328米高的天空塔走路仅五分钟,到Downtown (市中心)步行也就大约一刻钟。
那里的生活,如此平静而琐细。有时候,陈适之会陪着太太漫步去海边的Downtown Shopping Mall (市中心商场)购物。虽然他们的公寓自带车位,但是实际上他们平常在奥克兰市区活动,基本是不需要开车的。等宝宝出生后,他们计划搬到奥克兰郊区的房子去居住,那边空气清新,空间也更为宽敞。
在他看来,尽管新西兰是个小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但是它的免费医疗和教育体系仍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和吸引力,“这里更是老年人退休养老的天堂,因为新西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养老金制度的国家。”陈适之如数家珍。
当下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太太获得了定期免费的孕检,助产士和其他孕婴机构的工作都很细心、尽责。而根据新西兰当地的制度,他们的宝宝在出生后就会成为新西兰公民,新西兰也会给予他们这样的有新生儿出生的家庭以经济补助,除了一次性补贴之外,还有相当于奶粉钱的周补贴。
“当然,新西兰的奶粉也是世界上最优质的了。我们希望孩子做Kiwi,希望他在这边能够轻松愉快,身心健康地成长,而不像我们当年甚至现在的国内的孩子那样,面临许多同龄人的竞争压力,感觉到心灵被压抑。”
陈适之所说的Kiwi,是那些在新西兰出生的国民的自称。他的孩子以后也将成为Kiwi中的一员。
此外,在新西兰,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义务免费教育,即使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孩子也可以自己申请学生贷款,以后再免息偿还,“即便一个孩子读到博士,他也可以领取不低于正常工薪阶层的薪资,就是说他即使是依靠读书深造,都能养活自己。”陈适之踌躇满志,对于未来的看法,颇为乐观。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