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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回忆朱镕基总理决断中美入世谈判内幕(图)

www.sinoca.com 2011-11-21  21世纪经济报道



  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某种决策的结果被定义为不确定性。比如说在1999年11月份那个时点,有一方或者双方都没有抓住机遇,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巴尔舍夫斯基的结论是“如果在那天没有达成的话,会拖很长的时间”。龙永图认为,“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次机会,可能中国入世的谈判,特别是和美国的谈判将会拖好几年。”

  何以见得?200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此间所有的政治派别都会拿出所谓“中国话题”互相攻击;2001年美国新总统上任,要搭建新的谈判班子,而且新的总统也要用很多的时间来熟悉情况,之后就是影响深远的“9・11”事件,美国的主要关注点转移在反恐上。我们应该庆幸在美国政治的敏感时期到来之前结束了这场谈判。

  而俄罗斯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2006年7月16日,八国峰会在圣彼得堡开幕时,俄罗斯曾希望在圣彼得堡结束与美国的入世谈判,但是最终没有如愿,布什总统没有为俄罗斯入世背书。随后的一切如雪崩般到来:俄格间谍风波,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之死、利特维年科被杀,导致俄国与欧盟短期内签署基础条约的希望彻底破灭的波兰肉类产品之争,北约东扩……上述每一起事件都有其缘由和动机,有些事情是有意而为,有些则是多种因素的不幸巧合。重要的是结果:至今俄罗斯仍旧未能入世。从那以后,融入西方体系不再是莫斯科的优先选项,从2007年起,俄罗斯的所作所为与以前完全不同了。直到现在,俄罗斯历经18年的谈判仍未修成正果。

  由此可见,机会是事物在运行之间偶然凑成的一个有利于你的空隙,这个空隙稍纵即逝,所以要把握机会确实需要“捕捉”,而不能坐在那里等待或者因循拖延。在中美这场经典的谈判中,中美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都没有因循拖延,都有“捕捉”的意外表演。

  首先是巴尔舍夫斯基,是她决定把美方的要价清单放在白宫网站上,给中方特别是正在访美的朱镕基总理造成巨大的被动与国内的混乱,但是这一极端的行动确实是改变美国舆论的拐点。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龙永图越级给朱总理打电话,应该是识别时机的贡献者,或者是极难得的一种智慧。但他这种非常规、不因循的做法虽然促成了中美谈判的成功,却使龙永图像巴尔舍夫斯基一样,两人的最后结局都有些黯然:巴尔舍夫斯基在结束任期后,目前只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负责一个部门的主管;相比之下,龙永图在博鳌论坛表演的舞台与空间还要更大一些。

  两个小时的采访,在徐徐打开中国加入WTO谈判这幅历史的画卷时,龙永图向我展示了他的思想和智慧,也让我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脆弱,一个受到过伤害的人的忧郁,虽然他的外表依然如同常人们见到的强势。龙永图没有抱怨,甚至没有怨言。我想,在他的内心一定称得出WTO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当然也会称得出他所做出贡献的分量,他自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自己不去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

  也许有人至今对曾经描写龙永图是“敲开WTO之门”的新闻报道耿耿于怀,可能我们要先收起我们的妄评,也许有一天当我们了解全部的事实真相后,至少给这个结论增加新的内容,谁知道呢?

  复关入世15年的三个重要节点

  《21世纪》:6月份我到美国采访,几乎人人都提到您,他们都表现了对您的尊敬,还特意让我给您捎话。

  龙永图:今年要求采访的记者特别多,我都没有接受。

  《21世纪》:涉及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您今年有两个公开的讲话。

  龙永图:你说的是在贸促会的发言,那个是官方文章,还有报纸登出来的关于世贸精神的。你还看到什么了?

  《21世纪》:其它的是一些以前您讲的,我搜集了相关的一些文章,还有外国人写的一些文章。

  龙永图:行啊。怎么开始呢?

  《21世纪》:我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我在电话中对您讲了。

  龙永图:实际上外国人也非常想了解我们的决策过程。我觉得中国的决策过程可能和美国的还不是太一样。我认为决策过程应该分两类:一类过程是对大的形势的判断和思想上的重大突破,比如说中国决定恢复关贸总协定,就是复关,那是在1986年,实际上是在小平同志决定改革开放以后才可能有这个举措,另一类是在大决策之下,才有复关、入世等的小决策。

  你也知道,1971年年底,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当时关贸总协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政治层面上它要服从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当时关贸总协定就开始邀请中国回到关贸中来,那时的情况是人家请我们进去。当时的关贸成员很少,基本上主要是发达国家,在我们还没有改革开放的那种情况下,经过部门的研究,觉得关贸是个富人俱乐部,我们就不一定参加了。

  《21世纪》:失掉了一次机会。

  龙永图:一直到80年代初,因为中国纺织品出口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占到总出口额的30%左右,而我们因为没有参与关贸总协定的所谓纺织品协议 (多种纤维协议),就不能合法地从纺织品业务当中得到我们应有的配额。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不参加关贸总协定,我们在纺织品贸易方面会吃亏。所以,当时对关贸总协定的认识是,如果参加,会对我们的出口有好处。我们是从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出发,先是参加了多种纤维决定,然后开始决定申请复关。应该说,第一个大的决策就是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做出的对外开放的大决策、改革开放的大决策下,才使得我们扭转了原来不准备加入关贸,到最后决定恢复关贸,应该这样看。

  复关谈判第一个大的阶段是从1986-1992年,这是中国贸易体制发生变化的时期。一般来说,无论是复关还是要加入关贸总协定,一个新提出来的申请方,需要提交一个经济贸易体制的说明,之后是要接受对其经济贸易体制进行审查,审查时间一般是1-2个月可以搞定。而中国接受了六年的审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不承认中国是搞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个时期,市场经济在中国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当时我们谈判的代表团要变着花样讲述中国的经贸体制,介绍什么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最后还要补充,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计划调节为辅的,等等。

  《21世纪》:这种独特的界定,他们听得懂吗?

  龙永图:外国人对商品经济体制听不明白,什么叫商品经济?在他们的概念中,要么市场经济,要么不是市场经济。后来直到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提出来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在1992年9月份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2年10月份,我们在日内瓦的关贸总协定大会上宣布我们中国是搞市场经济的,但是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记得,那时获得了全场的掌声,他们好像比我们还兴奋。由于这个决策,解决了中国入世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审查中国的经济贸易体制。

  所以我认为,中国复关谈判的最大决策应该是小平同志做的,因为有了小平同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才使得我们应用到谈判中。在十四大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的问题后,解决了我们中国入市谈判的第一阶段的核心问题,否则不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这个决策是小平同志的功劳,是中央十四大的决定。

  《21世纪》:以往人们在谈WTO决策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突出地强调过这点?

  龙永图:我认为中国复关、入世15年的谈判,有三个重要节点,第一个是1986年的决定复关,这个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1971年就可以参加关贸总协定,是我们自己放弃了;第二个节点就是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的问题,奠定了体制基础,使我们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第三个节点就是1999年的11月份和美国的谈判。因为1992年年底完成了第一阶段谈判,涉及到体制上是否是市场经济的问题;第二阶段的谈判是从1993年年初到 1999年年底,所涉及的是开放市场的问题。而关于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决策,则是在江 泽 民主席、朱镕基总理和中央领导集体决策之下做出的,因为中国和美国进行的谈判,实际上解决了中国开放市场的问题,因为美国还是块头最大的。

  中国入世结束之后,我做过一个报告,认为中国入世谈判有三个阶段:1986-1992年是第一阶段,是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有六年的时间;1993-1999年是第二个阶段,解决开放市场的问题,又花了六年的时间;1999年年底到2001年9月份,我们正式结束谈判,这是最后解决多边法律文件起草通过的问题。有很多人忘记了2001年的9月,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就是全面结束谈判。在日内瓦会议上,100多个成员在座,入世协议要逐条地通过,每通过一条主席落槌一次,当时我的心脏简直受不了了,非常地紧张,恐怕有哪条通不过。

  《21世纪》:最后的法律条文一共是多少页?500页?600页?

  龙永图:500多页。1999年跟美国达成协议之后,一直到2001年9月份,全部结束谈判,又花了大概两年。所以,中国入世历经15年的谈判,实际上是三个阶段,1986-1987是一年的准备,基本上没有谈判。第一个阶段花六年的时间谈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是小平同志的决策解决的;第二阶段从 1993年到1999年,又花六年的时间谈开放市场,这是以江 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做的决策;第三个阶段从1999年到2001年是扫尾阶段,完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多边文件的起草和批准问题。大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21世纪》:十五年谈判的三个阶段划分讲清楚了,概括了中国入世的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否可以介绍几个最重要的决策点呢?

  龙永图:我认为三个节点决策都十分重要。特别是结束和美国的谈判,应该说是中国入世谈判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最艰难的谈判。因为中国开放市场的问题,涉及到很多的部门,从进口关税讲,涉及到六千多种产品,要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地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谈,因为不同国家重视的产品不同。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和美国谈判,货物贸易的问题、服务贸易的问题,包括金融、电信、音像制品、银行保险、分销等等。应该说,1999年和美国的谈判是一个转折性的谈判。现在回顾这个谈判,最大的一点就是抓住了历史机遇。最近我和巴尔舍夫斯基谈了一次。

  《21世纪》:您在北京见到她了吗?

  龙永图:我在天津跟她做了一个谈话节目,你可以看一看。里面就讲到,如果我们丢掉了1999年11月达成协议的机会,也许中国现在都没有入世,也许会推迟10年、推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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