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资料图）
专访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代表团团长龙永图
朱镕基总理决断中美谈判的故事
采访龙永图是必须的，因为他是个有故事的人。龙永图对我来说有两个谜团：第一个谜团是，1999年11月15日与美国最后一天的谈判中，为什么朱镕基突然出现在外经贸部的会议室，直接与美方谈判？第二个谜团则来自十年前一张全世界都看到的照片，在中美谈判达成协议时，与所有兴高采烈的人形成反差，照片上龙永图的表情没有服从场景的调遣，他为何不高兴？这两个谜团令我困惑了整整十年。
采访龙永图费了一番周折，从他同意接受采访到见他，我等了三个月。他的秘书给我的信息是他一直都在忙，我甚至不能不表示，我可以到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去见他，直到7月28日。在此之前的前一天，由于秘书外出，龙永图并没有拿到我的采访提纲，他要我在电话中把采访的十个问题一一读给他听，电话的另一头几乎没有反馈，我开始怀疑，这些问题问得有些ABC吗？
7月28日上午十点，我来到龙永图设于北京国贸的办公室，进门处标牌上写着“20国集团研究中心”，龙永图目前的头衔是该中心的秘书长。他几乎分秒不差地走进办公室，马上进入我们的谈话。令我宽慰的是，他认可我的疑惑；感到不安的是，他给予我极大的信任……当谈到敏感问题时，他的眼眶湿润了。
其实在没有采访龙永图之前，我的每一位采访对象都对我谈到他，包括我的美国采访对象。特别是曾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的李侃如，使用大段时间描述龙永图在促成中美双方谈判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龙永图的专业知识令像李侃如这样的谈判对手钦佩，龙永图对中国加入WTO的政治理解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特别赞赏龙永图灵活的处事能力，使用的词是“相互信任”。
李侃如在华盛顿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一些细节，他说，在谈判过程中，中方日常谈判的关键人物是龙永图，在朱镕基总理1999年访美前几天他俩通过一次电话，讨论协议中一个美方不同意的问题。电话中龙永图对李侃如说：我和你说实话，我们可以同意什么，但不能同意什么，不能同意的原因是，我们有压力，以致做不到，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李侃如放下电话即刻与美方决策人员讨论，最终同意了龙永图的意见。
李侃如认为，在谈判的最后阶段，需要单刀直入，要做到这一点，这不仅仅需要他俩相识，更“取决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才可能有这样的对话，这已经不完全是谈判了，因为他希望能够达成协议，我们也想达成协议，这中间就需要有些信任，最终才能做成事”。
不容置疑，龙永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WTO专家，李侃如对我说，他曾花时间读过协议的一部分，居然“看不明白，因为太复杂了”。而龙永图是中国谈判代表团中为数不多的真的研究过世贸组织全部规则的人。早在1992年参加谈判之前，他利用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三个月，把所有官方的英文文件读了一遍。中美最后签署的协议文件有500多页，每一页每个字都经过他的手。有人说龙永图敢于拍板，这也难怪，所谓“艺高人胆大”嘛，面对专业的技术文件，不真正了解水有多深，紧要关头是难以下决心的。
朱镕基总理决断中美谈判的故事
2001年12月中国入世后，按照一般的推理，时任副部长的龙永图可能会在完成WTO谈判后被委以重任，或者名正言顺地出任日内瓦中国WTO的大使，但是都没有。2003年初，龙永图辞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的职务，出任非官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龙永图对我说，他这个人不适合当部长，因为他是性情中人，也不懂官场政治。
今年4月份我见到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谈判代表团副团长的徐秉金，他给我讲了一个龙永图向朱镕基总理要授权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印证了龙永图所谓的“不懂官场政治”的说法，其“不懂”的程度简直令我目瞪口呆。
1997年5月，中国WTO谈判代表团要赴美谈判，龙永图手中的谈判授权几乎用尽，他希望向朱镕基总理做一次专门的汇报，并得到新的授权。时任朱镕基副总理的秘书李伟接到徐秉金的电话后向朱总理汇报，时间定在5月13日。但是让徐秉金想不到的是，刚刚联系好了，龙永图秘书的电话就来了，说龙部长那天正好有个外事活动，看看能不能让朱总理把时间改一改？这能改吗？这是总理呀！徐秉金硬着头皮又给李伟打电话，这次李伟有些不客气了：“秉金，你跟总理再熟也不能这样啊！好不容易挤出时间来，总理的日程是你们安排的吗？”徐秉金说，要批评就批评我，请你向朱总理再请示一下？李伟又请示，朱总理说可以，推迟三天来吧。三天后龙永图和徐秉金去见了朱总理。
龙永图与朱镕基总理同是湖南人，且他们两个出生的地方很近，虽然龙永图经常在国务院开会可以见到朱镕基总理，但是并不敢走近朱镕基总理直接说话。这一天见到朱总理的龙永图自然有些紧张。龙永图汇报谈判中美国人提了什么条件，我们怎么应对的，掌握了什么尺度，他请总理指示下一步该怎么办？朱镕基总理站起来不听了，问道：你们到底要我干什么？直到这个时候，两人才说出汇报的目的：谈判代表团基本上没有授权了，因为美国人、欧盟人要价越来越高，如果再遇到问题谈判可能进行不下去了。“哦，你就这个事？”朱镕基总理转身过来，详细就欧美新的要价发表了意见，龙永图从未感到这样地踏实过。在后来的日子里，与朱镕基总理多次见面的龙永图，越来越觉得拉近了与朱总理的距离，这种相互信任导致在11月15日那天，事关中美谈判成败的一个最重要的电话。
1999年11月14日下午，中美谈判基本上破裂了，且双方都伤了感情。那天晚上，中方谈判代表团规定，谁也不许主动给美方打电话，因为在这种时候 “不能示弱”。但是晚上11点多，朱镕基总理突然打电话来，询问美国代表团联系上了没有。根据朱总理的指示，龙永图开始到处打电话，最后才从美国驻华代办麦克海哪里找到负责美方工作级谈判的卡西迪。接到电话的卡西迪竟意外地要求，15日凌晨双方一个小班子再谈一次。“凌晨”加上又是“小班子”，龙永图下意识地感到，美方要有真正的动作了。
1999年11月15日，中美谈判最后一天的凌晨4点，龙永图与卡西迪各带几个人开始了“工作会谈”。一开始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号，由美国谈判代表团提议，把这些年达成的几百页协议逐一地校对，严谨到协议的每一个标点。龙永图此时意识到，美方真的有签署协议的愿望，而不是仅仅口头上说说，虽然13日见到朱总理的时候巴尔舍夫斯基向朱镕基总理明确表示过，或者头一天在谈判时仍很强硬，甚至言称他们预定了15日上午10点钟的飞机返回美国。
“应该给最高决策层传递这一重要的信息”，龙永图设想了所有的后果之后，早上6点钟给朱镕基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朱镕基总理办公室主任李伟，龙永图说他有重大的情况要向朱总理汇报。李伟告知，朱总理昨天晚上接了奥尔布赖特的电话，还没有起床。7点钟龙永图又打了第二次电话，因为情况紧急。8点钟，中美双边谈判代表大组会谈已经开始在谈判桌上“料理后事”，也就是双边协商撰写向媒体的交代文字了。美国代表团原定8：45离开谈判桌赶往北京机场。
9点半左右，朱总理给龙永图回电话了，龙永图几乎是从谈判会议室跑出去接朱总理的电话。朱总理在电话里问：你给我打电话了？龙永图说是。接着朱总理问，龙永图，你谈判这么多年，你给我一个判断，美国到底愿不愿意签？龙永图说，根据我多年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是想签的。朱总理接着问：你有什么证明？龙永图说，他们已经开始跟我校对文本了，校对文本说明他们准备签了。朱总理决断地说：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你一定要和美国人谈成，不要让美国人跑了。并说，这不是我朱镕基的意见，这是江总书记的意见，是中央常委们的意见。
11月15日，正是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日子，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根据推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在常委们等待上场的时候，肯定开过一个常委碰头会，朱总理向江 泽 民主席以及中央常委汇报了与美国人谈判的最新情况。李岚清副总理在他的《突围》一书中写到，是江 泽 民主席让朱镕基总理到谈判现场。事后龙永图也向朱镕基总理核实，朱总理说，是江主席让我到经贸部去把这个事情谈成。朱镕基总理果然谈成了！
龙永图给朱总理的这个电话是中国入世谈判中很重要的一个电话，当然也是龙永图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电话，无论谈成与谈不成，他为这个电话承担了所有的风险。如果谈成了，龙永图不会成为“功臣”，因为他犯了官场中“越级”的忌讳，虽然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明确写到，党员有权越级反映问题。尽管龙永图在决定打这个电话之前已经想清楚了后果，但是当结果来临时，在签字结束后的那张照片可以看出，他无法掩饰心中的惆怅，对于可能出现的后果，他感到极度的不安。
但我还是不能明白，龙永图为什么不按照程序操作？为什么不层层汇报，而是采取越级给朱总理打电话的极端做法？是时间来不及还是另有其它原因？仍旧是个谜。而龙永图不愿意解开这个谜。
设想一下，如果谈不成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是龙永图传递给朱镕基总理“能够达成协议”的判断信息，才直接导致江 泽 民总书记的决断，请朱镕基总理破天荒地亲自参加一个部长级的谈判。假设龙永图的判断有误，如果美国人并非像他说的是那样希望达成协议，或者朱总理亲临现场也没有谈成，事后，朱镕基总理将怎么向江 泽 民主席交代？又怎么给中央常委们交代？我能体会到，当龙永图决定给朱总理打这个电话时，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
十年之后再评估龙永图这个电话的重要性所在。假设，如果龙永图没有给朱镕基总理打电话，如果朱镕基总理没有下决心亲自到谈判现场，人们看到的将是一份双方的共同起草的所谓声明，自然也就没有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协议的结果。改写中国加入WTO的日期是自然的，也许还有更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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