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上缝传奇
透过任何的泡沫，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利益链条：一个人有了一些土地，便能拿土地担保，从银行那里借到钱，有了钱就能买股票、买新的土地，让财产的雪球越滚越大，直至无法收场。
尾上缝也不例外。从1986年到1991年的5年里，尾上以自己的一家小酒馆做抵押，通过各种台前幕后的辗转腾挪，从银行借到了2.7736万亿日元，用来购买股票和土地。这个数字相当于大阪市两年的财政预算，超过了世界上最昂贵的海上机场――阪关西机场的建设费用。
尾上因此也成为了所有银行的座上客。当时尾上每年光付给银行的利息就高达1300多亿日元，平均每天给银行挣两三亿日元，不少银行直接将办公桌摆到了尾上家的酒馆。
但后来日本土地价格暴跌，她也在1991年因欺诈罪被逮捕，判处12年监禁，现在的她仅仅是一个在监狱中服刑的81岁老奶奶。那2万亿日元的钱是如何还的，有多少家银行因此倒闭，已无人知晓。
田中森一之劫
泡沫时代，也是一个荡涤人性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律师叫田中森一。田中原本是检察院的检察官，对政商勾结特别看不惯。但辞职后，田中却开始为黑道和有巨大经济问题的人辩护，并因此积累了巨额财富。
政治家、黑道都把眼睛盯在土地和股票上的时候，让田中这样的人也有了足够的赚钱机会。田中一直以“黑社会守护神”的姿态出现，直到他自己因为欺诈罪进了监狱。
我自己在日本打工时结识的几位朋友，现在差不多都已经进入了退休的年龄，都曾在那个疯狂的时代购买过房产和股票，而且主要是从银行借钱买的。一位在著名高档住宅区目黑区买了两套房子的朋友，早已把房子退还给了银行，至今还欠着银行很多钱。“虽然已经年过60了，我还是要继续打工”，这位老友说。20年前，他未婚，现在依然未娶，没有了房子还背着巨额的债务。
■ 陈言
让世界“惊呼”的中国炒房者
海外看房团，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温州炒房团的模式打造的。但重要的是，“炒房”这种模式在国外很难行得通。
为中国人设计楼盘
2010年以来，随着国内楼市调控的加强，特别是限购令在全国的大范围铺开，已逐步退烧的海外买房热又再次兴起。
据海外媒体报道，2010年3月，一名中国女老板以近1.2亿元人民币买下了墨尔本一套900平方米的高级公寓。一个持学生签证的中国女孩，不懂英语只会不停举手，却以约1143万元人民币拍得一套三居室房产。
在伦敦的新房市场，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投资客已占据了10.8%的份额。在加拿大最大的华人聚集地温哥华市西区和列志文市，中国内地买家几乎占据整个市场。
在西班牙马德里，德国慕尼黑、柏林等地，中国买家的每一次大手笔，都能在当地媒体上找到长篇累牍的报道。
在日本，一些房地产商开办了中文网站，北海道、东京等地，还出现了专门为中国人设计的楼盘。
实际上，“为中国人设计楼盘”，如今已是个全球化的现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等地，宣称符合中国人习惯的楼盘比比皆是。德国柏林也有公司专门打出广告帮助中国人在当地买地，并自行建造别墅，价格多在200万到300万元人民币。
这是一次席卷全球的“抄底”。美欧置业顾问公司李明义说，据他了解，2010年以来，中国投资客的目光，已不再局限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德国都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中国投资者的身影。
炒房加入“技术含量”
2008年的海外看房团，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温州炒房团的模式打造的，但这在国外却行不通。
“美国人买房，大多是先选好经纪人，然后，再对有意向的项目进行细致的调查。”李明义告诉记者，调查的资料有时候甚至厚达百页。在复杂而精细的前期准备之后，买房者还要聘请房产律师，陪同看房、签约、验房、查验房产资料、交割，整个过程长达几个月，而在纽约，聘请律师的费用也高达4000美元。
李明义说，像中国这样去看一次楼盘，再和售楼处人员聊一聊就下定的情况，在美国人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和2008年前后以温州炒房客和山西煤老板为主体的海外炒房时代相比，如今的海外炒房，更多了不少“技术含量”。
“现在出去买房的中国人，大多学会先在中国找好经纪人再出发了。”李明义说，2010年以来，他收到的国内买家委托数量增长了2倍多，这比2008年海外买房的人数还要多得多。
但这样的进步还不够，海外买房的投资者，由于缺乏国际投资的经验，凭借的还是在国内炒房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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