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明确自我
活着
真实直言当下的“生命”，才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人”，“活”着，而且可能会“永远”活着。立足于“人”和“永恒”，没有什么值得我不敢真实直言的。
新京报：你写道，“自研究生毕业被海老留做助手，我的人生就像被绑架上了云霄飞车，失去了自我掌控”。按照一般理解，一个出身低微的学生阴差阳错地成为刘海粟的助手，不正是掌握人生的一个机会吗？
简繁：《沧海之后》的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说我像中国版的于连，在巨大的人生跨度中，经受了太多人格和人性的考验。时隔三十多年回头去看，我未能很好地经受住考验。我骨子里的卑微，不自觉地膨胀为虚妄、愤激。与领导的关系，同事的关系，老婆、学生的关系，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弄得很糟。最后，竟然直接与海老闹翻，不得不离开南京去了深圳。再而又被迫离开深圳，铤而走险来了美国。
新京报：那么，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意识到自我？《沧海》写完后，能“自我掌控”人生吗？
简繁：这是一个渐悟的过程。虚妄的膨胀，是我认识自我的开始。之后，去深圳下海，来美国“洋插队”，人生积累归零，历经生存绝境。到了决心放下一切，不顾生死，闭关写作《沧海》时，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的价值何在？如何实现？已经明确并能掌控。
否则，写作和修订《沧海》，前后八年，几乎没有收入，在看到结果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没有决绝的意志和“自我的掌控”，是无法完成的。
新京报：我看你的新书和博客文章，感觉你还在意人们包括媒体对你的看法。那么，你如今给自己的定位是怎样的？刘海粟唯一的研究生，一名画家或者一个真实敢言的人？
简繁：是的，我远没到不看、不听、不说、无觉无知的境界。那样，我就不会花八年的时间写《沧海》，又花了十三年的时间写《沧海之后》，写了，也不会出版。
遁居在异国的“山洞”里，通过博客，看看故国的人还记着自己谈论自己，兴之所至，做点交流，是件趣事。自闭关写作《沧海》，至今二十年了，我已经习惯并喜欢一个人自处。但我终归是人，难免会有想到有人的地方散散步，找个人说说话的时候。我与真实的人几乎没有了交流的兴趣。博客是虚拟的，交流的对象亦真亦幻。感觉不对了，或是没了兴趣，可以消失，或让对方消失。
如何定位自己？准确地说，是画家，更准确地说，是水墨画家。画家，是我的职业，是最适合我的活法。水墨，则是我相对自信的方式。“刘海粟唯一的研究生”，是形容词，是我作为一个画家的教育背景和师承关系；“真实敢言的人”，也是形容词。在真实生活中，我懒得与人交流。但凡动笔，不管是行文还是作画，我都会直书我心。也只有真实直言当下的“生命”，才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人”，“活”着，而且可能会“永远”活着。立足于“人”和“永恒”，没有什么值得我不敢真实直言的。
新京报：在审视和“揭露”中国美术界的林林总总之后，是否有什么是你始终坚信的或者说是你所钟情的“永恒”的一部分？
简繁：归根结底是“人”。文学是人学。绘画也然。当年，跟在海老身边，听他讲的最多的是“人”。“人”的意义，“人”的价值，我们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后来写《沧海》，几乎没想过“文学”，一心就是想把“人”写清楚，把“活”写清楚。大师、凡夫，都是“人”。文学和艺术，是“人”的衍生物。没有 “人”，一切皆无。
谈“裸体”呈现他人
死去
活着的，会死去。死去的，其实都还“活”着。我不会因为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的死去或活着而下笔有碍，牺牲书的“永恒”价值。
新京报：《沧海》“裸体”呈现了刘海粟、徐悲鸿，书出版时，他们都已故去。这次出版《沧海之后》，呈现的是丁绍光等，他们都在世。写作对象的这种差异，会给你和你的写作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影响吗？
简繁：没有区别。活着的，会死去。死去的，其实都还“活”着。海老和徐悲鸿去世了，他们的家人、组织机构、利益团体仍然主掌着中国的美术界，影响力甚至大过现在活着的丁绍光这些人。而“丁绍光”等一干当下活着的人，包括“我”，都毫无悬念地会死。
我写作《沧海》和《沧海之后》的着眼点是一样的，由永恒的生命虚幻，记写当下“人”、“活”的真切。我唯一的关切，是生生不息的大我之“人”，我不会因为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的死去或活着而下笔有碍，牺牲书的“永恒”价值。
新京报：有一篇在网络流传甚广的评论说，中国美术界“都在骂范曾，都想当‘范曾’”。对这一观点，你有何评价？
简繁：我理解你的意思。芸芸众生，熙来攘往，这很正常。但“都想”太绝对。老实说，我就不想。
我这样说，会招骂，说我酸葡萄，阿Q。但我自己明了，“人”的价值的体现，除了葡萄，还有苹果或其他。我举另外一个人做例子，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接受。陈丹青有没有骂过范曾我不知道，但他一定不会想当范曾。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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