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初，《焦点访谈》曝光东莞色情服务业，当期节目的主持是敬一丹。
“过把瘾就死， 不是成年人的态度”
南方周末：突然转向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你有适应期吗？
敬一丹：有很长的适应期。我一上手做的第一个节目，制片人就说我锐度不够。
北京市有些人滥印地图，印错了，我拿着这个印错的地图说，这有多严重，会带来多少麻烦。制片人说，你得往下挖，谁印错的。这还用挖？底下都写着某某出版社。不行，你得找到这个人，采访他——这和我在经济部时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样，经济部说出现象就行了，不一定要挖到这个人。
我就去采访，是一个专业出版社，我拿着地图找主编。主编一看就是一个老编辑出身的文人，说真是对不起，我们这个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社，技术性的，这个书籍出一本赔一本，我们刚批了一个综合编辑部，还能挣点钱，刚印了一个地图就印错了。我实在不忍心采访他了。
怎么办呢？我说你把责任编辑找来，好吗？责任编辑来了，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拿着羽毛球拍进来的，兴冲冲地问什么事。他们头儿跟他说，这是央视记者，了解了解情况。
我本来想问，你知不知道把地图印错了，后果有多严重吗？可是一开口我就变了问法：你以前印过地图吗，编过地图吗？那个小伙子说没有，这方面实在没有经验，确实弄错了。
从这个责任编辑到那个主编，都一副认错的态度，我判定这不是恶性的，只是过失，没强调他们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把那个小伙子由于经验不足带来的原因编进去了。就这样，我心里还在想，节目播了，这个小伙子将来还能评职称吗？
头儿看了以后说，太没有锐气了，没有锋芒。孙玉胜也跟我说，你不够前卫。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口号之一就是“前卫”。
我试图改变。做了一个“假种子”事件。湖北出现了假种子，我们到现场，看到愤怒的农民把粮库砸了一个大窟窿，误了农时了。我也很愤怒，到处找县长找书记，找不着，人呢？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们，县长、书记全都到第一线去了。《焦点访谈》的思路是：真的吗？在哪？我们跟过去。
县长和书记真在那儿，带着农业科技人员教农民紧急情况下的育种。我就想，我不能在只用被农民砸烂的粮库的镜头，也要用县长和书记如何紧急处置。如果只停留在粮库的大窟窿上，再渲染一下：它如何误了农时，如何影响了农民，伤害了农民利益，这个节目会很火，但后面才是我所看到的全部。
后面这部分用上了，我起了个题目叫《谷雨话种子》，不是冒着火星的标题。节目播出以后，他们也说“有点温”。《焦点访谈》在那个锋芒毕露的年代，“温”是一种很大的批评。
南方周末：你接受这种批评吗？
敬一丹：节目要求和我性格之间确实有冲突，但我也确实不愿意违背内心，我宁可节目温。我的弱点可能真不太适合短兵相接。好人犯错，我下不去手；真正的坏人，我斗不过他。当然我也没有怎么遇到过真正的坏人。
我去采访失足少年，摄像在旁边说，你跟那个少年犯说话怎么像孩子的大姨似的？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一个少年，然后才是“犯”。
后来《焦点访谈》实行了总主持人制，我们这几个总主持人更多从事演播室的工作，我就慢慢感觉对位了，演播室需要和现场拉开一定距离，它需要沉下来思考，主持人的言论不仅仅是锐，更重要的是分寸。
南方周末：锐和温之间的分寸，怎么平衡？
敬一丹：一次在《直播中国》里的一些采访细节，我就放弃了。
采访一个女孩，她家境非常困难，爸爸在小煤窑做事，她去给爸爸送饭时，小煤窑出事了，女孩提着一瓦罐的午饭，眼睁睁看着她父亲出不来了。先期已经确定了这个女孩可以接受采访。我看着她，七八岁的样子，我说不能采访。为什么啊？物色的几个小孩里，这是最困难的，也是最有效果的。我不能让这个女孩再重复自己看见父亲再也出不来了的那种情景，我绝不能采访。
我问女孩，家里还有什么人？说还有叔叔。成年人承受能力比较强，我说可以采访叔叔，让他来复述矿难情景。后来这个小女孩只是在镜头里出现，我都没有让她说话。
这种放弃，可能会让一期节目失去了一个看点泪点，但会让我内心安宁。
而且常态也不一定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后来采访了一个家境平平的小女孩，叫杨芳，父母双全，有个姐姐，都是普通农民。我就看她画画，画的熊猫、竹子什么的，全都是蓝色的，我问她竹子什么颜色的，她说绿的，我说那为什么用蓝的呢，她说，我只有一支圆珠笔。这就成了一个点。老师说他自己也没有彩色粉笔，要画一朵红花，只能用白色粉笔泡在红墨水里晒干了，变成红粉笔，给同学们画一个红色的花。
这组镜头播出以后，这个小姑娘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几百盒彩色的笔，老师把这些彩笔分发给了同学们。
南方周末：这是对待弱势群体，对待强势群体呢？
敬一丹：《焦点访谈》对人的干预很厉害，他们用了一个词说《焦点访谈》“毁人不倦”，经常我们节目播出第二天，对方就乌纱落地，对这些人来说，命运就改变了。
《焦点访谈》越火，我就越觉得我们得谨慎，你的每一个镜头，都可能影响这个人的命运，不管他是强势还是弱势。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有限，否则明天我可能会为我昨天说的话脸红。当特别热闹的现象出现，节目必须面对它的时候，我要“留有余地”，我不会在节目里做出欢呼状，经常会是问句，留一点空间，空间是留给观众的，也是留给时间的。
过把瘾就死，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过把瘾就死，也不是成年人的态度，我们不是要很多愤青在这儿表达。
《焦点访谈》最初，如果拍到不许拍照、推搡记者挡镜头时，特别暗自兴奋，初期时这些镜头我们直接编到节目里，很有力量，大家一看就会觉得：那是坏人。但这种判断太简单了。
后来我们主动减少，甚至不让用这些镜头了，应该说《焦点访谈》从最初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慢慢也变成了讲理的中年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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