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胡同51号
在章含之、洪君彦的回忆录里，都有洪晃的童年照片，他们叫她“妞妞”。
北京市史家胡同51号是洪晃的出生地，那是一个三进院的四合院，洪晃的外公章士钊80岁生日那天，周恩来总理来探望他，特别指示送给他住的。院子门口的一棵海棠树，是洪晃出生那天特别种的。
当时百姓的食物，花生之类都是限量的，而洪晃一家就在四合院里自己种，全家人一起种一起收，收的时候洪晃就蹲在地上剥，喜笑颜开的一家人。夏天院子里还有个“冰箱”，不是现在插电的，而是两块真的大冰坨，吃不掉的饭菜就放在里面。
在洪晃的记忆里，由于外公“民主人士”的身份，经常会有一些很“另类”的人到家里拜访。让她印象深的，有老上海的女明星、刚刚留学归来的摩登女郎等等。她们在小院里换上时髦洋气的衣裙，肆无忌惮地打扮，谈笑唱歌。
1970年，洪晃的外婆去世了，9岁的她被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院寄宿。报到第一天，就因为她的褥子比其他同学厚，还带了一个洗屁股的盆，被老师批评为“腐化”。她也因为这些被其他人当成异类，当时她开始觉得优越感是一种耻辱，越无产阶级化越好，开始贬低物质，所以特别恨家里给的东西。反抗之举不断，例如当时星期六放假，中午回家，她会在学校多打一份熬白菜带回去，不吃家里的饭，还把脸盆摔坏了，故意看上去破破烂烂的。
1973年5月，父亲洪君彦带她出去玩，告诉她父母离婚了。父女两人一起坐公共汽车，332路换11路到灯市东口。临别的时候洪君彦说不能再送她了，让她自己回去，可是又不放心她一个人过马路，就又和她一起过了马路才走。回到家，章含之怕她心情不好，带她去看杂技，结果她看着杂技团的表演，“忽然就哭了”。洪晃当时觉得离婚特别恐怖，害怕自己特殊，特别想当主流，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洪君彦告诉她，“应该走你自己的道路”。
“很快，妈妈就和乔老爷结婚了。”
自乔冠华退休后，史家胡同51号就没有给过暖气。1983年“乔老爷”去世后，房子就再没有部门来维修了，从1985年开始，章含之就每年找人自己修。2008年1月，章含之去世，还没过正月十五，外交部就开始来要房了。
“史家胡同51号是当年毛泽东送给我外公章士钊的，但是送的是居住权，没有送产权，因为没有给房产证。我外公也没有要。外公过世后，乔冠华搬进史家胡同51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房产归属于外交部了。根据外交部出示的产权证，似乎是1990年。”
其实章含之在世的时候，就想过很久这套房子怎么办，她们那代人其实对财产的概念很弱，但是为了洪晃，章含之提出过做一个章士钊故居。然后层层打报告，提申请，“求爷爷告奶奶，所有的部门和人都可以给你脸看，可以给你风凉话。”章含之当时七十多了，洪晃觉得她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自己去受这个气。
谈到目前的“强拆”，她说：“恐怖！毫无人性！‘强拆’反映出一个欺负弱者的文化，一个不公平的社会。”
出国
1973年，12岁的洪晃以新中国第一批公派小留学生的身份赴美读书。
“只记得告诉我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这使我们28个孩子立刻感到我们像二战时空投到敌区的先遣部队。临走之前，我们一起来到只给高干做衣服的红都服装店。28个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料子，全是蓝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样的衣服。为的是将来我们分手到了美洲、欧洲资本主义大本营，也会想到在另外一个遥远的战壕里，有一个小战友，穿着一样的衣服，代表中国儿童正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老师比学生还糟糕，嘻嘻哈哈，成何体统！”
“最可怕的是所谓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既不说话也不是唱歌，在台上大声哼唧了10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洪晃是美国瓦瑟大学84届毕业生，“瓦瑟大学坐落在纽约州北部，一片萧条，除了快餐，连个像样的餐馆都没有。而希腊船王的后代经常开着敞篷奔驰在镇子附近飙车。我们学校40%的男生里面有一半是同性恋，瓦瑟大学是美国惟一一个没有橄榄球队的大学。”
那些前夫们
洪晃第一任丈夫Andrew是美国的一位工程师。1983年乔冠华去世，洪晃要回国参加追悼会，担心自己回国后去不了美国，匆匆和Andrew结婚，那时她大学尚未毕业。从教堂回来的路上给章含之打电话，告诉她别担心了，自己结婚了，马上就能回去了。电话那边的章含之惟有沉默。
1985年，洪晃回国后成为西德某金属公司的首代，据说她的月薪高达7000美元，而当时中国大部分城市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不过70元人民币。
“大部分时间，我在甘维珍公司上班，陪老外见官员，当翻译。不是像大家想象的文艺女青年很浪漫的生活。我其实是中国第一批白领，基本上在刘索拉等文化青年正轰轰烈烈地掀起中国20世纪文化复兴的时候，我在倒卖整船整船的氧化铝。之后我遇到了陈凯歌。”
“我第一次知道陈凯歌这个人，是看完《黄土地》，的的确确是非常震撼，完全像一首诗。”
“那时就是觉得搞艺术的人太高尚了、太伟大了，金钱是多么肮脏的东西。因为年轻，才26岁，挣了点儿钱，觉得生活空虚，死活要跟艺术沾点边。”
那时陈凯歌去拍《孩子王》，洪晃与前任丈夫Andrew还去外景地探班。“我曾经有过一张照片，是陈凯歌跟Andrew一块儿在《孩子王》的外景地搭着肩膀照的，特亲热。回来之后，我和Andrew就吵翻了，然后Andrew就走了。”
1989年，洪晃和陈凯歌在纽约市政厅登记结婚。陈凯歌分别与倪萍、陈红传出过绯闻。就在陈凯歌1993年因《霸王别姬》踏上红地毯之前，“他看着我难受，我看着他也难受，既然这样那就别在一块儿过了。”
1993年，洪晃有了第三任丈夫法国人彭塞，法国驻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是洪晃在西方文化方面的启蒙老师。但文化背景的不同让她仍然重蹈第一次婚姻覆辙。
“我对藕断丝连特别好奇，因为我每次都断得毫无联系。”“在感情上非常简单，合得来就在一起，合不来就散。这方面我从来不勉强自己，也不勉强别人。”
目前洪晃和室内设计师杨小平生活在一起。她曾在博客上贴出男友为她做的面条。“他真的给了我一个特别完美的生活。这种融洽，我这一辈子头一次享受，觉得特别难舍难分。”
“非婚姻状态不是我俩有意的，是很多奇怪的事件决定的。我们不是一个开放的男女关系，还是很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在我这年龄、处境，一夜情的代价太大，所以，根本不往那里想。”
“我需要男人，但不依赖他们。”又说，“其实中国最幸福的女人是剩女，她们掌握自己的时间，可以和自己有感觉的异性或同性过夜，她们经济独立，如果父母健康，几乎毫无牵挂。”
2006年洪晃领养了一个女孩平平。“她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越来越‘宅’了。”
“我溺爱我闺女。我和她很亲，她6岁，会说一些让你心里发酸的话，比如‘妈妈你减肥吧，这样你能活得很长，我不想你走。’我想让平平有个自然的童年，高兴的。这当然与我的童年有关，我不想让平平对家庭背景、名利太敏感。”
活得艺术比艺术本身重要
人物周刊：你认为北京是一个名利场吗？你作为杂志投资人，一个职业经理人，是如何经营的？
洪晃：整个中国是个名利场，北京首当其冲。
我不是一个好的商人，因为我不认同追求最大利益是我工作的目标，我需要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是对社会发展有正面效益的。我希望我找的人都分享我对中国原创的热情，我需要有严谨的管理能力的人。我现在的管理不太健全，即兴多于计划，感性多于理智，我在尽量纠正。我很难把自己归类于文化人，也很难归类于商人。二者之间，我游离的空间很大，我喜欢这个空间。
人物周刊：中国有真正的时尚杂志吗？
洪晃：中国没有时尚行业，只有制造行业。时尚的核心是设计，而我们远离其核心，我们甚至没有接触核心的通路。我们只能跟他们敷衍一下，鸡尾酒一下。所以只能二次消化国外的信息。也有既无知又胆大的敢发表评论，但是基本上属于狗屁不通。
我们这些所谓时尚刊物的人，一年都见不到一次时尚的核心权力人物，真的，谁记得上一次一个中国记者和Miuccia Prada单独谈话超过30分钟？2009FW巴黎时装周的时候，有人和Karl Lagerfeld吃过晚饭？
人物周刊：谈谈中国的设计未来在哪里？
洪晃：中国设计的未来在于找到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种表达这个价值观念的审美系统，一个反映这个审美系统的生活方式，一个认可这个生活方式的市场。
时尚的话语权不在东方，在西方，在巴黎、米兰、纽约。我们消费的是西方的时尚，享受的是西方的时尚方式，认同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国是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们的政府很强大，如果政府重视原创，原创就会起来，我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创作。这些比我小20岁的设计师通过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概念，和我的中国经历完全不一样的一代人在中国长大了。他们更新，更好，更中国，更今天。
人物周刊：你认为，“重视细节是时尚的本质，设计则是时尚的核心。”
洪晃：一个半岛的下午茶――茶壶很小，有托盘，茶壶柄上有个小手垫，怕你烫手。旁边有一个小圆银盘，上面有个茶漏，旁边还有一大壶热开水，上面套着棉套，怕水凉了。这套细节很有意思，规范了你的行为――你要先把茶漏放在茶杯上，然后拿起茶壶倒茶。当杯子快满的时候，停，再把茶漏放回小圆银盘上面。这套动作让你理解英国人，理解简・奥斯汀。想象如果与你共享下午茶的是你心目中的男人，你真的可以很缓慢地做这一套动作，给你自己更多的时间去答复他的问题。这跟倒杯可乐太不一样了。我喜欢细节，但是并不沉溺于某类艺术，现实生活对我很重要。我相信活得艺术比艺术本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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