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9比0作出判决裁定《纽约时报》公司胜诉。
沙利文原则确定即便质疑和评论是错误的甚至带有诽谤的成分，只要没有实际恶意都可免责
沙利文案是言论自由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它确立了普世的新准则。这个准则有两个要点：一是被质疑方为公共事件或者公众人物，二是有无实际恶意。对于公共事件或者公众人物的陈述，如果你要提出不实的指控，你必须提供陈述人明确无误的具有实际恶意的证据。该案最大的贡献在于，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政府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接受来自新闻媒介和公众的评论，即使这些评论是错误的甚至带有诽谤的成分。一旦名誉权诉讼的原告被界定为“公共人物”，他就受到该原则的限制，胜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原告如果是“私人”，则不适用该原则，他（她）只要证明侵权者存在“疏忽”即可。
“自媒体”在资金技术上的缺陷使其更难以自我查证，公信力相对小更不容易被相信，法律应该更加宽容
自媒体仍然以个体为代表，在资金、技术、专业性上与以“机构”为特征的媒体存在差异，在言论表达的过程中，在查证这一环节并不能做到严谨和充分。但传播技术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个体作为媒介对公众人物的有效监督，法律在选择应该保护这种言论权利同时，应该给予“自媒体”更多的宽容。这种宽容应该体现在：将没有履行查证义务而产生重大过失这一原则去掉，将真实恶意的范围仅限定于：明知这个资讯是错误不实的。
相对于传统媒体，自媒体的影响力可能相同，但公信力相对较小，更不容易被相信。而公众基于惯性更加倾向于相信传统媒体，其公信力大，一言九鼎，责任相对更大，自然需要负更多的查证义务。但自媒体反之，所以应该更加宽容。对于自媒体，沙利文原则的立法精神应当被继并且推广。
沙利文案的精髓在于保护公众对公共人物质疑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媒体，媒体享有方舟子同样享有
此前，只有纽约时报之类的媒体具备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拥有成百上千万读者，发行量实际上就是读者对媒体报道和监督的授权（读者认可和授权报道和监督行为本身，可以不认可报道和监督的内容和立场），媒体质疑和报道有天然的合法性。微博时代的到来，让普通人、一人媒体也拥有了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同样具备不同程度的授权。传统媒体有权质疑，一人媒体、以及普通人同样有权质疑
肖传国曾告方舟子侵犯名誉权，北京中院认定方舟子并未构成“诽谤”。
是否代笔是基于一定事实的合理推测，是事实间的联想
推测是基于一定的基础事实，对另一事实的发生与否进行一定程度的推断，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推测是一种事实间的联想。人们不仅需要推测而且要公开交流推测，不是在肚子暗暗地里推来推去。禁止推测就是禁止评论。严格钳制评论或许带来秩序，但接踵而来必定是文章的平淡如水和社会死水一潭。
合理推测是言论自由的当然组成部分，但这不应成为信口开河、恶意中伤他人的盾牌。识别合理推测与恶意中伤、诽谤的标准在于，推测应当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推测不应基于恶意
方舟子代笔结论是言论而非事实，基于事实的推测和评论不该被要求客观
方舟子代笔结论是言论而非事实，例如17岁的韩寒写不出拉丁文是一个观点，基于一个观点得出的代笔结论，属于评论。 一般诽谤中，真实性原则是主要标准之一，构陷事实不应该属于言论，属于陈述事实，事实不真、错误即侵权。而在针对公众人物的诽谤中，陈述事实的界限，应该限定于故意的虚假陈述。
在名誉权案件中，法院经常混淆“事实的陈述”与“事实的评论”两个不同的事项，并误用同样的标准对其衡量。“事实的陈述”是作者对客观发生的事实的具体描述。“事实的评论”则是作者对已发生事实的性质、意义、影响等所作的“主观评价”。由于评价总是主观的，因此对于评论不能要求其客观。要求推测和评论“客观”，不带有主观性或者禁止推测，实质上是禁止人们发表评论。（上述内容摘自学者何兵博客《追慕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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