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琳娜：是啊，非常重要，那时对我们来说，如果大学毕业能在青歌赛上被别人认可，就是很成功了。所以当时获奖的时候很兴奋，可得奖之后就迷茫了。
许戈辉：在迷茫的时候你碰上了老锣？
龚琳娜：对，在最迷茫、内心冲突很大的时候，我碰到了他。那时北京的几个朋友搞了场音乐会，在三里屯的一个酒吧，来了很多乐评人和画家。因为我在我的环境里找不到路，所以很关心有什么别的音乐，听朋友说有这个演出就跑去看，然后看到他在台上弹着他的琴。
老锣：我在舞台上弹琴、唱歌，她是观众。那个时候我刚决定要把注意力放在中国汉族音乐上，不是少数民族。因为我发现中国在这个方面有一个大的误会，好多中国人认为，少数民族音乐是很有内容、很有生命力的，可对本身的汉族音乐没有自信。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看到中国的音乐会，如果是民族音乐的音乐会，肯定50%以上的歌都代表少数民族，不代表汉族。中国95%的人都是汉族，所以这个比例有问题。我希望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音乐，但如果是这种情况，就会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汉族音乐发展不出来，第二是少数民族音乐汉族化，丢掉了自己，所以这是很严重的。
龚琳娜：后来他跟我提出这个说法以后，我就去研究汉族音乐。古代的文人雅士在一起吟诗、弹古琴，那都是汉族的，然后像京剧、黄梅戏、越剧、豫剧全部是汉族音乐，青海民歌、陕北民歌这些也都是。
老锣：不论到哪都有，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被重视，其实它们有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也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龚琳娜：老锣非常有思想，不光有思想还有行动，实际上是他教给了我，汉族音乐的美是什么。汉族音乐第一重要的是旋律的美，第二重要的是韵味的美，第三重要的是意境的美，所以我唱的歌要把这三者展现出来。我们第一次见面认识了以后，互相留下了电话，我不知道他要做中国音乐，也不知道他是作曲家，只是约好一起玩一下音乐。所以他有一次就带着他的巴伐利亚琴，我站在旁边，也像这样一个非常安静的房间，他弹琴，我就开始唱歌。中间我休息的时候，听他的琴声，就开始慢慢的即兴附和。我们第一次真的做音乐，三个多小时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一直是在弹琴唱歌。过去我在舞台上唱歌都是伴奏带，所以是按照死节奏走的，但他弹琴的时候，他的和声会变化，节奏会变化，我要跟着他的琴声走，那一次的交流让我们在音乐里真的是非常通畅、非常舒服。这第一次非正式的音乐合作，就把我们的心打开了。后来我跟他交流，才发现他写音乐写那么好，那么有思想，那么了解中国音乐。
老锣：我们认识的整个过程是特别自然的，我们都没有刻意想要走到哪一步。
龚琳娜：就是顺其自然，我觉得我们俩认识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正好特别想来中国发展汉族音乐的时候，遇到了我；而我在最迷茫、最想创新、最想找到自己要做的中国音乐的时候，遇到了他，我们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碰到了。后来经过交流之后，发现彼此的性格、生活方式特别契合，我们都好吃，注重生活品质，都有好奇心，对很多不知道的东西都愿意尝试。
老锣：这就是缘，是典型的缘份，你必须要跟着你的缘份走。在音乐上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学的是民族音乐，但不是原生态，我们站在中间。原生态的特别容易被破坏，我们经常会看到，原生态的歌手上舞台，第一次第二次你会觉得很自然、很美丽，但是过一段时间他本身的那种很直接的感情就被磨掉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把原生态的元素、它最深的意义，传播到专业环境里面。
许戈辉：所以你们是想用所学到的专业技法，在原生态的基础上找到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路。
龚琳娜：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说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是因为我本身没有声音，是训练出来的声音。我又非常喜欢那种大自然的、真实的、有根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可是我也发现原生态的东西它是为了生活服务的，不是为了舞台服务的，所以如果把那样的东西放到舞台上，它的份量就不够。所以我们用学到的技术和知识结构，既保存原生态那种生命力、那种根基，又让它艺术化、高质量化，我们慢慢地就找到了这条路。
许戈辉：你们说的这条新的路，到底“新”在哪里？这种“新”又是怎么做到的？是用了新的乐器技法，还是什么科技的方式？
老锣：它的新并不是说跟原来的完全不一样，我的乐器基本上用的都是传统的乐器，扬琴、笛子、萧、古筝、二胡、琵琶等等。对一个作曲家来说，必须要了解乐器的演奏、功能、特色，有时候可以扩大一个乐器的效果，但是对我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新”不是在乐器上。我现在写音乐也不是故意写的很不一样，我不想突破什么，我想发展，想从现在的情况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比如我会特别重视无声音节，会注意冲突元素，会重视中国的韵味在旋律里面怎么表达。在西方音乐中， “气”很重要，它代表一种过程，但在中国“气”代表一种状态，中国音乐重要的是“韵”，“韵”代表过程。所以我的旋律一方面完全要有中国的传统音乐的韵味，但是它们同时也要有一种“气”的过程，它们一直都会发展，发展到一个高潮会打开，然后才结束，这应该是我们“新”的地方。
龚琳娜：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也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参加过的所有节目中，第一次被问到“新”在哪里这个很深的问题。西方讲究旋律的发展过程，而中国音乐里的“绕”很重要，《忐忑》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它一开始一直在“绕”，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气”，所以到高潮一下子特别爽，这就是西方的“气”和中国的“韵”完全相结合的“新”，这点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得很强，所以每次我唱他的作品都很过瘾。一首歌我能把自己的灵魂都装进音乐里，一个好的作曲家就有这个本领。这个德国人老是责任感特别强，每次他做一件事，都会想我会影响多少人，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多少，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比如他老教我说，你站在舞台上唱歌面对多少观众，你的老师也许教一辈子书有一千个学生已经很了不起，你一次可能就面对一千个人，所以你一定要意识到你给他们的音乐，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许戈辉：很高兴和你们做的这一番探讨，让我触摸到了你们音乐发展的脉络，而更欣慰的是我看到你们投入到你们的音乐里面，是这么幸福，我觉得这特别重要。
龚琳娜：对，我们的生活是很幸福的，同时我们在这个时代，机会很多，在北京我能感觉到，人们奋发的朝气很强，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能做出好的中国音乐，那我们活着这几十年也真的是很有意义了。有时我想一想我的远大目标，很有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它让我不觉得累，让我觉得自己的存在好有价值。所以我现在关注的不是自己，现在唱歌更关注跟我一起合作的对象，会想怎么样跟他们一起合作，能把这条中国音乐的新的路走出来，既有生命力，让中国的观众喜欢，又真的能代表中国的声音，获得国际上的尊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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