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忐忑》让龚琳娜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也让人们认识了她的德国先生老锣。2000年获得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银奖之后，学院派的龚琳娜却在那条坦途上深感失落。迷茫中她遇到了音乐知音老锣，两人怀着艺术梦想悄然离开了名利纷争的浮躁环境。
很多人羡慕龚琳娜和老锣在德国的家，觉得住在童话一般的森林里，才能写出那么纯净的音乐。我倒佩服他们在俗世中能不被困扰，顶着周围不理解的压力坚持探索中国新音乐之路。采访中两次谈到母亲，龚琳娜都忍不住潸然泪下，面对母亲和丈夫两位至亲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位真性情的女子显得如此难过和无助。幸好老锣一直是她最坚实的后盾，他不仅为她写最动听的音乐，甚至体贴到搬个小板凳为她涂指甲油。
我对龚琳娜说：“一个男人在谈恋爱时逼着你学会做这做那，婚后却心甘情愿为你做这做那，这婚结对了！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从《忐忑》到《自由鸟》
许戈辉：这一年来《忐忑》在国内的走红给你们的事业和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龚琳娜：在艺术上，我觉得现在机会特别好，舞台很大。我们俩做新音乐，在德国演出了九年，可以让听不懂我的语言的西方观众非常喜欢，我觉得自己在音乐上成熟了。有了这个平台以后，我可以回国给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唱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武汉各个音乐厅和剧院演出，效果非常好，观众特别喜欢。我们还可以实现对艺术梦想的追求，像我现在每次唱歌一定是现场小乐队伴奏，小乐队的音乐家就可以得到训练、上台实践的机会。最近我又组建了“大白嗓合唱团”，参加央视《梦想合唱团》的比赛。这个特别有意义，因为我就是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这次我在家乡选出了很多很漂亮的嗓音，他们的声音很好，可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就走不出来，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我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就把他们带出来。十几年前我在国内的舞台上唱歌是没有自由的，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别人要求唱什么就得唱什么，所有都是安排好的，而现在我们可以主动安排唱什么，要把什么给观众。
老锣：我们在德国住的地方是安安静静的世外桃源，我们的花园很大，花园后面就是森林。现在我们在北京一直都很忙，北京也不像我们那个世外桃源一样简单，所以生活方面没那么多自由了，但是工作方面现在我们是更自由了，自由代表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很多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
许戈辉：《忐忑》这首歌最开始是出于怎样的创作理念？
老锣：《忐忑》最开始是属于一个作品系列，要用在一场整体的音乐会里面，不是一首单独的作品。那时候我想写一首技巧特别难的歌，用这种快速和灵活的嗓子的技巧，想看看龚琳娜唱得怎么样。刚开始她也唱得非常困难，因为这个旋律特别绕嘴。
许戈辉：《忐忑》最开始叫什么？
老锣：我写的时候没有名。
龚琳娜：他就给我一个谱子，用拼音写了a、o这些衬词，然后他就说你给这个歌起个名。我觉得这歌太绕了，绕得我有一种这样的状态，就觉得很忐忑，好吧，这个词非常符合。
许戈辉：在中国网络上流传之前，你们在国外的演出中唱过它吗？
龚琳娜：唱过太多次，在中国也唱过，第一次唱就是在中国，2006年。
许戈辉：在你们那么多的歌曲中，它突然间有了这么大的影响力，是在你们意料之中的吗？
龚琳娜：其实去年二月份我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时候，观众就非常喜欢，四、五月份我听说已经在校内网上疯传，真正的高潮是在湖南卫视的跨年音乐会，我穿了很夸张的衣服，它的点击率很高，那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影响力真的很大。
老锣：说实话，我没想到它会突然这么火。我想好多人真的听《忐忑》，他们会觉得好爽，但是没想到那么多人想学着自己唱，这真的特别意外，因为它那么难。经常也有人问我们，他们这样恶搞我们怎么想。但我并不认为是恶搞，如果只是为了搞笑，那它太没有意义了，它可以让那么多不同的人那么愉快，从很小的小孩到老人合唱团，是因为他们唱得很快乐。
许戈辉：所以有人说，这首歌是唱出了这个时代的声音。
老锣：这个时代需要新的声音、新的音乐。从2006年到现在中国的变化是很大的，如果说“忐忑”这个词在2006年还是很压抑的一种感觉，但现在有人说“我很忐忑”，大家会觉得这也代表一种激情、一种兴奋度。
许戈辉：我也看到有评论说，《忐忑》之所以能够走红，恰恰体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一种沙漠化、一种虚无，仿佛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好作品，《忐忑》这种比较怪的音乐才能够大行其道，你们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龚琳娜：我确实觉得这个时代好作品太少了，所以观众需要新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创造《忐忑》的时候，并没有想要标新立异，我不认为我有多先锋，我也不想去抢先锋那个位置，因为我认为所有东西都要根据内容出发，所以《忐忑》很潮，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因为它在创作力上有很多突破。我并不觉得它是多么深刻的一个作品，可它真的有一种能量和力量，能够把人带动起来。
老锣：我想很多人也意识到，中国现在很需要的是新的音乐发展方向，现在的发展空间很大，这是好事，但是还没有找到路。《忐忑》的怪是在哪？是突破好多概念。如果很多人觉得《忐忑》好听，他们也都突破概念去表达，如果作品有这样的影响，会打开这样的门，这是很好的事。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新音乐就是《忐忑》这样子的，音乐是很丰富的，但如果我们现在做的音乐给人一种希望，带动他们做新的中国音乐，它就有意义，在这个大环境就是好事。
龚琳娜：我们一直希望会打开一扇门，然后走出一条很宽的路。其实这些年我们每次回到中国，都召集很多年轻的音乐家，拉二胡的、弹古筝的、弹琵琶的，一起做沙龙，探讨中国民乐怎么发展，大家怎么找到道路，这个路呢，不是说把自己束之高阁，我们也要有市场有观众，但是我们不一味地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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