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秘闻:曾谋划解散中共 另立“第三党”(图)

　　莫斯科作出决定：对宋庆龄应“制定利用她及其同道的方针”

　　1928年3月22日，斯大林主持联共政治局会议，就邓演达信中提到的叶挺、宋庆龄等人作出处理指示。对叶挺，因其反对广州起义，应组织一个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可以让他到“疗养院住一个半月，然后给他一个机会提高军事素养”，实际上即变相圈禁。对宋庆龄，为了破坏其与邓演达等人见面会商，“最好让她到美国去一两个月，作报告，发表演说，宣传苏俄和中国”。

　　次日，米夫即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名义，就宋庆龄问题提出九条处理建议。建议由“负责同志与宋庆龄谈一次话，摸清她对……(共产国际)关于第三党决议的态度”;因为“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制定利用她及其同道的方针”。具体而言，“可以利用宋庆龄来分化国民党的军阀上层，保证把国民党左派挖出来参加与中共联络的工作”，可以“利用宋庆龄向南京、武汉和冯玉祥这三个中心施加压力，迫其恢复同苏联的关系”，并试图让宋“大义灭亲”，揭露孙中山之子孙科的“反苏言论”。

　　没有了莫斯科的支持，宋庆龄却并不愿就此罢手。她后来在1981年写信给爱泼斯坦，回顾当日情形：“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很快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这个“革命小组”，就是1928年6月13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

　　“第三党”之失败，乃国民党和共产国际双重压力所致

　　“中华革命党”的名称，明确传达了该党继承孙中山政治理念的意图。1930年9月，邓演达刊布其与宋庆龄等人两年来在海外研读土地问题的思考成果《我们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孙中山和平土改政策的翻版，对十月革命式的没收政策、阶级斗争式的暴力土改，均予以了否定。

　　但宋庆龄寄予厚望的“第三党”，终究未能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产生真正的影响力。究其原因，有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双重绞杀的因素。在国民党层面，邓演达1930年回国后，一方面积极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与江西的陈诚、陈铭枢，陕西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阎锡山、冯玉祥，河南的张轸，四川的孙震、邓锡侯等地方军阀，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有的还参加了第三党。另一方面利用自己黄埔的旧人脉，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该会在18个省市建立了分支机构，联系了黄埔学生近6000人，其中不少人参加了第三党。1931年8月，第三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计划由邓演达担任起义总指挥，前往江西指挥陈诚的国民党第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同时在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地发动已有联系的部队一齐响应。但蒋介石对危机早有预判，提前布局，逮捕了邓演达，并随后将其枪杀。第三党就此名存实亡。

　　共产国际层面，因邓演达、宋庆龄等屡屡批评苏维埃革命是“盲动乱动”， 建立苏维埃政权“不但是空想，而且是妄想”，二者亦同样形如敌国。第三党骨干当中，叶挺被长期跟踪，宋庆龄屡遭文章批判;许多“可靠的同志”被征调“去第三党中做侦探”，破坏他们在工农群众中的活动，“揭破他们的假面具，把他们驱逐出去。”事实上，早在1930年，宋庆龄就已经看出了自己参与筹建的“第三党”的前途是黯淡的：“我看这一团体希望不大，因为它对南京和北平以及共产党都要斗争。”(笔者注：此处所谓的“北平”，系指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组建的反蒋的“北平国民政府”)周恩来在1944年回顾说：“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此中亦可看出第三党当日之处境。

　　纵观宋庆龄参与组建“第三党”之前因后果，其对孙中山政治理念的坚持，尤其是在主张和平土改，反对阶级斗争式暴力土改方面，是相当虔诚的。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进程之影响，终不出“利用”二字，亦可自“第三党”之兴衰中，得窥一斑。

　　(参考资料：李玉贞：《宋庆龄与第三党》，收录于《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阮霖：《谭平山与第三党问题的试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陈先初：《共产国际、中共与第三党》，《求索》杂志199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