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以“国母”身份参与“第三党”之筹划，可谓该党之形象代言人。该党之理论基础，则多来自邓演达、谭平山等人。邓的理念，是要搞“平民革命”，把工人、农民、小商人和青年学生都归入“劳动平民阶级”，视作“革命群众”——这与共产党当时执行的“工农革命”大不相同。直接目标，是推翻国民政府，另建平民政权，以实现社会主义。至于推翻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邓演达主要寄希望于发展和拉拢国民党军队中的青年军官，以及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援助。针对中共阶级斗争式的暴力土改模式，邓演达另提出一种“和平赎买”方案，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具体操作方式是：出台法律规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和最低额，最高额之外的土地由国家赎买，再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
简言之，宋、邓等筹划创建之“第三党”，有取代国共两党，另造革命领导中心之目的。如谭平山对邓演达所说的那般，以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基础，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的纲领，建立新的革命组织，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莫斯科为自身内斗利益计，出尔反尔抛弃宋庆龄
宋、邓等人最初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颇得莫斯科的信任和支持;但当他们抛出自己的组党计划后，却遭到了莫斯科的抛弃。莫斯科抛弃他们，并非因为不认同他们的政治理念，而仅仅因为，支持该计划，将不利于斯大林针对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
1、宋庆龄、邓演达等人一度寄望于新党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血腥清党后，苏联在华工作人员如罗易、鲍罗廷、杰罗尼等，仍坚持斯大林拟定的“国民党左派政权”模式，努力在国民党内寻找可支持的左派力量。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遂被认为是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左派，罗易甚至说邓演达是国民党里“唯一的左派”。1927年6月底，鲍罗廷安排把邓演达送往苏联，意在培植其取代汪精卫，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因斯大林将重建国民党左派政府的希望，寄托在了邓的身上，邓抵达莫斯科时，苏联方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在邓抵达莫斯科之前1个月，宋庆龄也在武汉发表公开声明，抗议国民党人“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 说他们“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并表示将不再参与国民党事务，从政坛“暂时引退”，“以待今后更贤明的政策出现”。稍后，在斯大林的过问下，宋庆龄、陈友仁一行人等也抵达莫斯科，沿途受到苏联方面的热烈欢迎。
这种欢迎，无疑使宋庆龄、邓演达等人感觉莫斯科必然会支持新成立的“第三党”。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等人发布《莫斯科宣言》，正式高举新成立的临时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帜，并宣布将由该组织来“临时行使革命领导之机能”。换言之，宋庆龄等人已做好准备，欲取代国共两党，正式问鼎革命领导权了。
2、孰料斯大林为推卸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犯下的错误，“第三党”竟被开除革命阵营
但莫斯科的支持没有到来。原因在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发生了变化，已不再寄望于“国民党左派政府”，而转向建立独立的苏维埃政权。1927年10月6日，斯大林指示在广东组建苏维埃，“一切政权归农会和农村”，组织工人纠察队，设立契卡和革命法庭。斯大林还提到了深度参与“第三党”组建工作的中共领导人谭平山，说他是动摇分子，一定要清除，但可以给一个名誉头衔。稍后，谭平山更被开除出党，理由是他与邓演达秘密试图组建第三党，其性质是“主张取消中国共产党”，“第三党”是“统治阶级的奸细”;此外，谭平山反对过火的“屠杀豪绅和没收土地”政策，也成了他的重要罪状之一。而在不久之前，当谭氏将其在农村考察发现的“过火”行为报告给莫斯科时，斯大林曾在回电中明确批示：“必须反对过火行为”、“对谭平山的巡视产生顾虑是有某些根据的”;鲍罗廷也曾按照斯大林设定的口径，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
莫斯科和斯大林之所以出尔反尔，针对谭平山翻脸，实乃共产国际欲推卸国共分裂之责任的结果。莫斯科和斯大林坚持认为自己“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正确的”，于是责任就被转嫁到了陈独秀和谭平山头上，说他们是“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但问题实际上是出在斯大林那里，1927年7月9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和布哈林，曾承认从中国寄到莫斯科的材料把他“弄糊涂了”，“不止是你们有点让我糊涂了，而且我……可能也把你们全都弄糊涂了。”斯大林虽然糊涂，但必须“永远正确”，对莫斯科的指示一肚子不满的陈独秀和谭平山就成了替罪羊。尤其是当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内部权力斗争激烈，斯大林更不能容许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成为政敌的武器，故而新的指示非但不再提及对“过火”行为的纠正，反而愈演愈烈。广州起义一度喊出“两点钟内赤化广州城”、“大杀土豪劣绅，务使其寸草不留，宁枉杀不姑纵”的口号，起义领导人叶挺即因为不能赞成这一方针，而被指责“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临阵脱逃”。
在这样一种共产国际愈来愈左的形势下，主张实施“土地赎买”政策、联合小商人阶级、城市自由职业者等共同革命的“第三党”，自然不再可能获得莫斯科的青睐。尤其是，参与筹建第三党的一些骨干力量，如谭平山、叶挺等人，均已被共产国际定性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要莫斯科继续支持“第三党”，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大概也正是邓演达在给宋庆龄的书信中，表示“十二分的盼望你能秘密进行这个工作”的缘故。但这封信终究还是落到了莫斯科和斯大林的手中。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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