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压迫下的古代娼妓:士兵如何将营妓折磨而死(图)

　　家妓的血和泪

　　蓄妓赏妓、放荡不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权贵或文人士子们自命富贵风流的标志。在当时蓄养家妓不仅仅是只为取乐，而成了一种比富斗豪的筹码，甚至发展到竞相斩杀家妓取乐的地步。

　　西晋有一暴富之人叫石崇，他听说贵族王恺请一些朋友到自己家饮酒时，席间总是让家妓吹笛助兴，倘若有的家妓不小心吹走了音韵，王恺就会叫下人将那跑调的家妓拉出去打死。在座的所有宾客都为此大惊失色，而王恺却依旧谈笑风生，以显示自己富有和豪爽之气。石崇听了，为了和王恺较量，他每次宴请宾客时也请家妓陪酒劝酒，倘若哪个客人不能喝完所劝之酒，他就会让家奴立即把那个劝酒的家妓拉到门外砍头。有一次，石崇请了王将军来府上喝酒，家妓陪酒劝酒，王将军故意不喝，石崇一气之下，竟在席间连斩了三个陪酒的家妓，足见其残忍。不过，这残忍的石崇也有报应的时候。他非常宠爱一个叫绿珠的家妓，这绿珠“美而工舞”，当时赵王司马伦的死党孙秀偏偏看上绿珠，派人向石崇索要，石崇当然舍不得，孙秀怀恨在心，随便找了个借口，告发石崇谋反结果被斩首示众，可怜的家妓绿珠也在他们的争斗中跳楼自杀。

　　在唐代，尽管当时的朝廷依据官员品级的高低作了“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的规定，却仍阻止不了互相抢夺家妓、肆意虐待家妓、甚至争风吃醋、摧残致死家妓的风气。这类现象，在唐代文献中屡见不鲜，文人士大夫之间亦如此。诗人刘禹锡有个美妓，朝中官吏李逢吉便想夺到手。有一天，他在家中设宴，招待刘禹锡和朝中的几个大臣。所有的宾客都带着自己的宠妓而来。酒饱饭足后刘禹锡作别时，李逢吉却扣住他的爱妓不放。万般无奈，刘禹锡只得先回家，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就写了一首诗给李逢吉，希望他能把家妓还给自己。第二天，刘禹锡又约了几个朋友去了李府，不料李逢吉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刘禹锡的诗写得好，却不打算放人，刘禹锡在愤懑之中又写了四首诗，题为《怀妓四首》。至此，李逢吉占据他人家妓已成为公开的霸占，并不需要什么借口，而刘禹锡的美妓，也就成了他们争斗的牺牲品。

　　唐朝时还有个宁王叫李宪的，家有宠妓数十人，个个姿色出众，但他偏偏又看中了当街卖烧饼师傅的老婆，就派人强夺进府。一年之后，玩腻了，宁王心血来潮，立即又派人把那卖烧饼师傅召进府，在几个宾客面前让他们夫妻相见，结果夫妻两个抱头痛哭，惹得在场的客人们都为之动容。于是，宁王下令每个宾客文士均以此为题赋诗一首。其中诗人王维写成了一首《本事诗·情感》：

　　“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之后，宁王又让他们夫妻二人一同回家团聚。

　　严厉禁娼下的娼妓业

　　我国官妓的鼎盛时期是唐代，唐代没有针对官员狎妓的禁令，所以当时的官吏大都比较风流放荡。宋代则对官吏嫖妓的约束甚严，规定凡军营、郡守等官员，可以让官妓佐酒，却不能私侍枕席。所以宋代嫖妓的人数比前朝少了许多。明朝自朱元璋始，就有皇帝赐诸王“乐工二十户”的规定，因而明代宗室玩妓之风大有抬头之势，直到明世宗朱厚熄下令裁革各诸王妓乐，玩妓之风才有所收敛，但到了万历皇帝时，玩妓之风又愈演愈烈。

　　到了清朝，政府目睹明朝末年的腐败，于是颁布了禁止官员狎妓的法令，咸丰登基以前执行得尤为严厉，以至于妓院大量减少。咸丰皇帝驾崩之后，随着国势衰微，禁令渐弛，官员狎妓之事与日俱增，但不敢公开，后来慢慢地发展到堂而皇之，并形成风气。有些地方的官场甚至酒席间无妓不饮、无妓不乐。光绪中叶以后，禁令更加松弛，这使得官员狎妓之风空前兴盛起来。此时的妓院，高张艳帜，车马盈门，南娼北妓纷纷角逐于官场，一些官吏还公然纳妓为妾。清朝娼妓业的发展与其他朝代不同，有自身特点：一方面是清初的几次严厉禁娼，另一方面是娼妓业滋长蔓延。清初娼妓群居出没的地方，一般在城外。明朝时京城“妓女活动的单独地区”在今天的东四南大街路东的几条胡同，当时被称为“勾栏”。而所谓的“八大胡同”则是在清初兴起，至清末才得以成名。“八大胡同”也是老京都花街柳巷的代称，又称“八大埠”，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街以西。与此同时，清末除盛行狎妓、娼妓业迅速发展外，狎象姑(男妓)之风也随之兴起。有人曾作诗嘲讽过清末北京官僚士大夫狎妓之事：

　　街头净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

　　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

　　诗中的“郎员主”，即京官中的员外郎、司员和主事。“胡同”，指的就是所谓的“八大胡同”等妓馆。

　　《京华春梦录》记载的“八大胡同”中，南北两帮妓女曾“鸿沟俨然，凛不可犯”。“北班”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相貌姣好，但文化素质不高;“南班”妓女则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风情。赛金花之后，南国佳丽大举北上，民国后“北班”甘拜下风。“南班”的胜利，使得“八大胡同”的档次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花名冠京都。胭脂胡同、百顺胡同、韩家潭、陕西巷，集中着一等娼妓和妓院，以喝茶、宴饮、填词弄曲为主要营业，并非只有皮肉生意，这里自然是达官显贵的出没之地。石头胡同聚集的“茶室”，属于二等妓院，嫖客多以富人商贾为多。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充塞着三等妓院。这里的嫖客是小商人、小掌柜等“中产阶级”。而另外的“老妈堂”和“暗门子”是上不得“八大胡同”台面的，那是下等阶层，是体力劳动者们消费的娱乐场所。

　　尽管，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里，娼妓业遭到过无数次严厉的、无情的整肃，然而，各种努力始终没有成功或者说收效甚微。其中重要一点是，娼妓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根基这么深厚的制度，欲以一蹴而就的努力废除之，岂非梦话?另外，以妓女本身来看，她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她们也渴求真正的爱情。然而要挣脱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枷锁，要妓女弃暗从良，谈何容易，唐代名妓鱼玄机写过一首《赠邻女》的诗云：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耶。

　　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其中的“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已成千古名句，大概这就是历代娼妓们历经沧桑用血泪凝结成的心声。试问，古今中外，有多少嫖妓宿娼的座上客把娼妓当成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