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妓类似官妓，但她们是对兵将提供性服务的，她们的身体属于兵将们“公有”，兵将们可以任意召唤，但其中的佼佼者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被将帅所独占，成为变相的姬妾。有的历史专家认为军妓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古来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侍候军士之无妻室者。”有些兵将杀人如麻，野蛮粗暴，所以有些营妓的处境和下场甚为悲惨。例如在唐代，岭南的一名营妓有一次在席上得罪了宾客，被长官处以棒刑，在她受刑疼痛哭叫时，官吏们还赋诗拿她开心：“绿罗裙下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唐末富州驻军长官的手下有一个叫罗虬的官员，在宴席上看中了一个叫杜红儿的营妓，要她唱歌，并赠以缯采(即礼物)，长官因为副帅早已中意红儿，所以不让她接受馈赠，罗虬恼羞成怒，竟当场拔刀杀了杜红儿。
家妓家妓属于官宦、豪富的家庭，只为主人及其家属服务，属于私人所有，而不像官妓、营妓是“公有”的。家妓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公元前562年晋悼公赐给魏绛的8名女乐。西汉、东汉、三国时期，贵族、官僚蓄养家妓已蔚然成风。到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家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有些大贵族、大官僚蓄家妓成百上千，其规模几乎可与宫廷女乐媲美。家妓是关锁在家庭这个笼子里供主人玩弄的性奴隶。她们不是人，只是工具。历史上曾记载有些官僚、贵族在冬天手冷，不近火，却把手伸进家妓的怀中取暖，称之为“肉暖炉”;在冬天时让一群家妓围着他，叫“肉屏风”;吃饭时不用桌子，而叫家妓手捧菜肴，站在周围，叫“肉台盘”：吐痰不用痰盂，而让家妓用口来承盛，美其名日“香痰盂”。甚至还有的把家妓出售、赠人、换马兑物等，而任意虐待与杀害家妓的事就更多了。
私妓所谓“私妓”，一是指相对于官妓而言，由私人自发经营的妓馆;二是指在城市妓院出卖肉体的妇女，她们不是属于少数官僚、贵族、地主所有，不是对某一特殊阶层提供性服务，而是面对社会上所有男子，主要不是以歌舞技艺来博取男子的欢心，而只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娼妓。
歌舞伎宫妓、官妓、营妓、家妓都是以服务的对象来区分的，若以妓女的行业来分，则又可以出现歌舞伎这一类型。与单纯卖身、供男子发泄欲望的妓女不同，歌舞伎要经过较严格的艺术训练，掌握歌舞技艺，为主人提供声色服务，当然，有时也要提供性服务。在中国古代，歌舞伎代表了当时歌舞艺术的最高水平，这是妓女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歌舞伎了。如“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野”;在春秋战国时，楚庄王“淫于声色，左手拥秦姬，右手抱越女”;齐景公当政时是“左为倡，右为优”;魏王饮宴时有“楚姬舞于前，吴姝歌于后，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筝于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把从六国掠来的宫人女乐据为己有，共达“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到了汉朝，也是同样，“五侯群弟，争为奢侈……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磐，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到了隋朝，隋炀帝设立教坊乐舞制度，“增益乐人至三万余”，唐朝时，唐玄宗设立了“梨园”这一乐舞机构，到了五代十国，后蜀、南唐等，这在历史上都是很扬名了的，这些皇宫里的达官贵人，终日和妃嫔宫妓以及歌舞伎寻欢作乐，甚至在国破家亡时，还沉浸在酣歌醉舞之中，乐不思蜀。
青楼会馆高级妓
在古代中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又称为“三教九流”，妓女是属于下九流中的第八位，地位低于乞丐，但高于戏子。在妓女中也有高低之分，低级妓女出没街头巷尾，高级妓女多住在青楼会馆里。
高级妓女中有一部分是来自落难的豪门，像抗金英雄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明末清初“秦淮八艳”中的董小宛、寇白门等。她们曾经有过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因祖上得罪了皇帝或重臣，被朝廷抄了家，女眷们悉数被卖入娼门。对这类妓女，老鸨们一般不敢太得罪她们，担心有朝一日她们的祖上平了反。也不太强行要求她们陪客人上床。因此她们往往只是陪客人说说话、唱唱曲、聊聊诗词之类的，文人雅士多喜欢这类女子。
低级妓女就是那些出身穷苦人家的女孩子，她们家境贫寒，没有受过教育，一旦入了娼门，因文化素质不高，完全是陪人上床。但她们中也有一些凭自己的姿色和天分，在琴棋书画上出类拔萃的，同样会博得文人雅士的欣赏，从而跻身高级妓女之列，成为一代名妓，如李师师、杜十娘、陈圆圆、李香君等。
在中国民间流传的学士与名妓的故事里，最广为传颂的要数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与梁红玉的爱情故事。梁红玉原籍池州(安徽省贵池县)，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祖上几代都是武将出身，受家庭的影响，梁红玉自幼就随父兄学武，且熟知兵法。宋徽宗宣和二年方腊起义，朝廷派兵镇压，梁红玉的祖父和父亲因贻误战机被处死，梁家从此衰落，梁红玉也沦落为官妓。后来起义被镇压下去，方腊被韩世忠所捉，在一次庆功宴上，英雄韩世忠与陪酒的官妓梁红玉意外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并最终结为夫妻。婚后，他们相亲相爱，并肩作战，共同杀敌。当时金军大举进犯中原，韩世忠留守秀洲，建炎四年元宵节金兀术下战书与韩世忠，约定第二天开战。韩世忠听从妻子梁红玉的计策，兵分两路，以中路军摇旗为号，对金军进行夹击包围。结果金军大败而逃。梁红玉因功被封为安国夫人。不久，金军渡江再犯，韩世忠用梁红玉的计策，屡败敌军，迫使金军不敢轻易渡江。岳飞被害后，韩世忠也被罢去兵权，夫妻两人索性不问世事，白头偕老度过晚年，善始而善终。
“枯杨生蒂”狎雏妓
在中国古代，年事已高的人，如果仍混迹于风月场中，纵情声色，一味追求年轻异性会被称为“枯杨生蒂”，它反映了某些老年嫖客的变态亲热心理及行为。
一生风流倜傥的清代文学才子袁枚，曾撰文记录了一段“枯杨恋”的趣话：某老翁年已80岁，仍喜欢狎妓。有一次，他嫖了一个才18岁的妓女，临别时，偶发感慨，赠那妓女一首小诗：
我年八十卿十八，卿自红颜我白发。
与卿颠倒恰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
其实，袁枚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枯杨恋”者。据说有一次，已是花甲之年的袁枚在船山上与一叫蕊仙的妓女相遇，他主动上前戏弄蕊仙道：“老夫吟诗题字，须要美人磨墨才佳。”蕊仙当然赶紧应承。在这个过程中，蕊仙的一颦一笑和袁枚的一顾一盼，互为呼应，可谓灵犀暗通，于是袁枚赏她一把碎银。蕊仙离开后，在旁的朋友们戏谑袁枚白白浪费笔墨和碎银，连个手都没有牵成，有点得不偿失。袁枚却说：“今夜艳遇，乃真风流，千载难逢，非皮肉之淫可比也。”
袁枚的结发夫人王氏一直没有生育，他便纳了第一房侍妾陶姬，可惜只生下一女便病故了，此后一连又纳了三房妾，结果不是妾流产了，就是儿子一出生就夭折了，或者是妾根本就不孕，直到62岁时，又纳了第五位才19岁的叫钟姬的官妓，次年才生下一子，取名“袁迟”，袁枚为此写诗道：“六十生儿太觉迟，即将迟字唤吾儿。”为了得到子嗣，袁枚连娶五位妙龄女子，期间还常常以“无子为名又买春”，为此曾受到上司的责问，但他并未收敛，总是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狡辩。
在古代，像袁枚这样“枯杨生蒂”的事是屡见不鲜的，从袁枚身上，我们从另一侧面看到了男权是建立在妾、妓的悲哀之上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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