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时间和对象
有关完整版的疑问，不只是原始来源，还有不同文本的时间和谈话对象。就笔者所了解或掌握的文本，有以下几种说法：
(1)王年一的著作，提供了两个时间，一是1976年1月13日，一是1976年6月15日;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13)
(2)胡绳文章，时间是1976年6月13日，但没有提供谈话对象。(14)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传”，没有提供具体时间，只说“这一年”即1976年;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等人。(15)
(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年谱”，时间是1976年6月;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16)
(5)于光远笔记，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姚文元、吴德、汪东兴。(17)
(6)民间史料之一，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吴德、王海容。(18)
(7)民间史料之二，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吴德、王海容。(19)
还有一个说法，据李海文的文章，1993年播出的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解说词说毛泽东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6月25日，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海容。(20)
综上所述，谈话时间有五种说法，即1976年1月13 日、6月13日、6月15日、6月25日、6月;谈话对象涉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吴德、汪东兴、王海容八人。(21)谈话对象的考证，难度较大。前述八人都有可能听毛泽东谈话。因为华国锋已经否认听过毛泽东这段谈话，可以排除;另外七人中，王、张、江、姚、吴均已作古，生前亦无相关记述;健在的仅有汪东兴和王海容，他们两位是否听过、何时听过这段谈话，只能期待他们自己证实。至于谈话时间，依据相关史料作进一步考证仍有可能。
五种有关谈话时间的说法，归纳起来是两种，即1976年1月和6月。余汝信、曾鸣的文章质疑6月谈话的可能性，颇有道理;但余、曾推断毛泽东没有作过这段谈话，则值得商榷。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自九一三事件后就急转直下，1976 年更是恶化。据张玉凤回忆：1975年后，毛泽东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她还能听懂。每当毛泽东同人谈话时，她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毛泽东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她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毛泽东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只好用笔写出所思所想。后来，毛泽东的行动也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22)吃饭、饮水、服药都要张玉凤喂，原来每天还能吃一二两饭，到1976年四五月，每餐只能吃一两勺，而且吞咽不好，常常呛着咳嗽不止。(23)最严重的是，6月初，毛泽东还突发过一次心肌梗塞，经过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24)。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透过相关文献资料亦可窥一斑。毛泽东的基本工作方式之一，就是批阅文件、材料、信函等。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年谱》，1976年1月至9月，毛泽东所写的批示或批语的文件、信函仅20件(致外国领导人的贺电、唁电这类仪式性文字，显然非他起草，不计在内)。其中1月份6件，2月份7件，3月份2件，4月份5件，5月以后未见批示。最长的批示是对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的回信，连同标点符号计86个字;最短的只有两个字，而且两个字的批示或批语有8件，占批示件数的40%。可见他写字已十分困难。
1976年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次数比上年锐减。1975 年，连同4月份秘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毛泽东会见外宾共18次，其中前9个月9次。而1976年，毛泽东会见外宾仅6次，而且都在前5个月。会见的时间一次比一次减短：2月23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长100分钟(25);3月17日，会见老挝领导人凯山?丰威汉，时长35分钟(26);4月 20日，会见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时长不详;4月30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时长30分钟(27);5月12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长20分钟 (28);5月27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长仅10分钟(29)。新华社当时发布的照片，前3次毛泽东都是站着与客人握手，后3次则没有。(30) 不是记者没有拍到，而是毛泽东已经很难自己站立，需要靠人搀扶。这样的照片即便拍到，也不会发布。
毛泽东不仅会见外宾的次数大为减少，同党内、国内人士的谈话也极少。1975年5月3日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再也没有主持过任何会议，也很少或不愿同人谈话(31)。连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也不易见到毛泽东，只能在陪同外宾时向他汇报工作(32)。1976年2月至6月，华国锋只见过毛泽东7次，6次是陪同外宾，1次是单独谈话。华国锋不易见到毛泽东，未必是“四人帮”封锁(事实上，江青等人也很难见到毛泽东)，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恶化。据“毛年谱”所记，1976年上半年，毛泽东听取党内人士汇报、同党内人士谈话，共计6次;其中1月份1次，4月份4次，6月份仅1次。听取汇报或谈话时，毛泽东因为发音不清楚，常常不易被听懂，需要依靠身边工作人员(主要是张玉凤——笔者注)转述或“翻译”;有时工作人员都听不懂，毛泽东只能用笔写出来。写出来的字也明显看得出来手在抖动，完全失去从前挥洒自如的风格;个别字迹如果不看上下文，很难辨认。写的文字也很少，大多是单词或词组，少有连贯的句子。4月7日毛远新向他汇报天安门事件情况，毛泽东多以“好”“嗯”“是”“对”应答。谈及处理，毛泽东的指示是：“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33)4月30日会见马尔登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国内局势和工作，毛泽东说得更简单：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随即写下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34)6月25日同华国锋谈话，只写下一句话：“国内问题要注意。”(35)这是毛泽东一生最后的文字。
完整版的“两件事”谈话，逻辑严谨，语气连贯，表达清晰。以上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且在6月初突发过心肌梗塞，要在6月份讲出那段行云流水般的谈话，可能性不大。
三、推论和分析
那么，毛泽东何时作的完整版“两件事”的谈话呢?
据史料，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前一天政治局会议批评邓小平的情况，谈话如下：
主席：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他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的错误、听取教训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
主席：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主席：对。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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