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张玉凤回忆：“周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情绪十分不好，烦躁不愿讲话。”在去世前不久，毛泽东常常背诵庾信的《枯树赋》，情绪是很悲凉的。事实上，这种孤独和悲凉很早就开始郁积了。据参与过为毛泽东标点和注释古文的朱永嘉说，1974年5月，毛泽东指示标点和注释5篇六朝古赋，即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恨赋》和《别赋》。这些古赋多表达生离死别和背井离乡，格调凄凉哀婉：“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枯树赋》)毛泽东读古词，兴趣本来是“偏于豪放”，晚年却一反往日兴趣，对苍凉凄婉的词赋更为钟情。无怪乎朱永嘉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 2015年3期，作者韩钢，原题为《考证与分析：毛泽东晚年的“两件事”谈话》。
晚年毛泽东与孟锦云合影
毛泽东晚年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流传已久，但聚讼纷纭。版本不一，谈话时间、对象、内容各异。关键在于迄今未能查到原始依据。据已披露的史料及谈话的内容推论，毛泽东晚年很可能作过这样的谈话，时间可能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至28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之间。当然，能否确证，仍待相关档案文献的公开和直接当事人的披露。考证这一问题的解释学意义，在于透过“谈话”，结合相关史料，分析毛泽东晚年最后时光的心理。历经近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起伏之后，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的心理也逐渐陷入孤独和悲凉，最后一轮党内政治斗争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攻势而不再锐利和激烈。
毛泽东晚年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谈话流传已久，有关它的争议却持续不断①。关键在于，迄今为止查不到原始文献和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有关讨论似乎已经进入“瓶颈”，继续考证是否失去意义?回答不必过于僵硬。其实，正因为缺乏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进一步考证才更具有解释学意义，它不仅可以使问题的讨论一步步聚焦和深入，而且可以引申出更有意义的政治学问题来。本文即是对此作出的一种努力。
一、版本及来源
毛泽东晚年所作“两件事”的谈话，大致有两类版本，可称为简化版和完整版②。
简化版最早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告诉与会者：“毛主席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③这是毛泽东关于“两件事”谈话的第一次正式披露。毛泽东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谈话，叶剑英没有说明。从“我们”这个复数人称代词看，听到这一谈话的不止叶剑英一位。
还有两位亲历者也提供了简化版。一位是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她回忆，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之后的一天，对她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吴旭君反问怎么只有两件，毛泽东答：“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吴旭君的回忆比叶剑英的讲话简略，但时间、场合很明确。另一位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她记得，1973年，在游泳池开中央政治局会，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她在场。④张玉凤所忆最简单，但也说明了场合和大致时间，只是没有说哪一次政治局会议。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毛年谱”)记载，1973年毛泽东先后五次召集政治局会议：3月1日、5月25日、7月 10日、8月18日、12月12日和15日，地点均在中南海游泳池⑤。5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对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不以为然，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伟大胜利”⑥。也许可以据此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两件事”的谈话。
上述三则材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三位亲历者的说法，因为都直接听过毛泽东的谈话，可信度较高。三则材料还说明，毛泽东不止一次讲过“两件事”，每一次的具体表述也不完全相同。但引人注意而又有争议的，却不是这三则材料，而是广为流传的下面这段：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⑦
这段谈话，内容和篇幅都比前述三则材料充实，权且称之为完整版。完整版流传的文本很多，没有一个权威的文本。笔者从民间搜集的就有十几种，多是手写稿，也有油印稿和打印稿。各种文本的文字、标点都不尽相同，但内容、意思基本一致。
与简化版不同，完整版的来源无从查考。目前的说法，最早是1976年毛泽东在世时传出来的。胡绳在一篇文章中说：“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6年时，胡绳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当时因“批邓”运动处境不佳，但由于所在机构的关系，还是能了解一些高层信息的。在他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⑧顺便提及，笔者在帮助于光远整理个人资料时，曾在其笔记本里见过两则“两件事”谈话的抄写稿。于光远当时也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与胡绳共事，是否也在当时与闻此事或得到传抄稿，不得而知。
有类似记忆的，不只是胡绳。前述注释提到的项观奇，时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曲折，后期参与过宣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项观奇在个人网文中，也确定他在1976年毛泽东在世时得到过“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⑨
无论是胡绳的文章，还是项观奇的回忆，都没有说明传抄稿的来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完整版的流传更广，但很长时间里仍然未见权威依据。最早见诸公开出版物，是1988年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但没有注明出处⑩。2003年12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出版，第一次在此类权威研究机构编写的著作中引述了毛泽东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最令人注意的是注明了来源：“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11)。然而，正是这个注释引起了争议。
与叶剑英讲话对照，“毛传”中所引不仅篇幅、文字不同，而且情绪、意思相去甚远。叶剑英讲话里，毛泽东是肯定“胜利地”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而“毛传”所引，毛泽东则认为“文化大革命”这笔“遗产”可能会在“动荡”中移交，还可能发生“血雨腥风”。前者情绪高昂，后者情绪低落;前者表达了自信，后者则对“文化大革命”前景充满忧虑。所谓“参见”，实际是“参”而未见。也许是这一原因，201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出版，有关“两件事”谈话的引述，改成了“转引自 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又以注释方式引述传抄稿(文字上与“毛传”略有区别)，说明这一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资料”(12)。“毛年谱”的处理较之“毛传”严谨了一些，但完整版的来源仍存疑问。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