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贺子珍放弃杨开慧 揭秘毛泽东再婚的真相(图)

　　三、1930年两次攻打长沙，毛泽东均无法与杨开慧取得联系

　　1930年，红军曾两次攻打长沙。第一次是7月27 日，彭德怀等人率领红三军团攻进城内。由于敌人很快组织反攻，红军主动撤出长沙。第二次是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会合后，于8月24日起分三路攻打长沙。但这次强攻失利，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于9月12日正式撤围。当时，杨开慧就带着孩子住在板仓，与攻城的红军相距百余华里。毛泽东为什么不安排人接他们出来？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传记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揣测是，毛泽东主观上不愿搭救杨开慧，“他要避免原有的妻子与新娶的妻子彼此相遇”。基于这一揣测，对毛泽东的道德指责就顺理成章，“假如是这样，足以哀伤的是，这种动机同毛泽东在那时和日后所持的以‘政治路线’为指南的道德行为形成鲜明对照”。作为一部在国内有着过百万发行量的《毛泽东传》的作者，罗斯·特里尔的描述与推测被大量引用与发挥，产生了很大影响。

　　正确分析这个问题，需把握三个方面的基本情况：

　　一是从现有史料来看，1930年，由于湖南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井冈山失守，毛泽东与杨开慧之间仍是信息不通的。

　　彭德怀在1930年9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1930年7月攻入长沙城后，发现长沙“过去缺乏党的领导”，“全长沙仅八个失败情绪很深的党员”。这个数字统计可能不准确，但长沙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1929年底，杨开慧在手稿中抒发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时写道：“我写一个信给一弟，有那么一句话：‘谁替我把信寄到他，因此得到他的回信，谁就是我的恩人’。”杨开慧不知道的是，这时“一弟”已经被捕入狱，她写给他的信，也只能是无果而终。

　　二是从两次攻打长沙的实际情况看，毛泽东均没有机会寻找杨开慧。

　　第一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正与朱德率红一军团在南昌附近作战，对此并不知情。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是趁何键忙于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长沙防备空虚，抓住战机，相机行事的结果。1930年6月，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刘仁八、红四军前委在福建长汀，分别听取了全国苏区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的传达。中央决定，将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进攻武昌，配合二军团和红一军夺取汉阳、汉口；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这说明，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作战方向、作战区域，都是不同的。彭德怀认为，打武昌是军事冒险主义，“比一九二九年一月井冈山突围和六月进攻安福还要危险多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为执行中央指示，同时尽量保存、发展红军，他采取了折衷的方案，即一方面进攻保安、金牛、鄂城等地，作出要打武昌的姿态，一方面又趁蒋介石将岳州兵力大部调往武昌之机，攻下了岳州。同样，打长沙的战机，也是这样出现的，“时知张桂均已退衡宝，何键大部已跟踪进击去了，长沙空虚，可以夺取”。战机难得，且红一军团、三军团互不相属，所以彭德怀不可能与当时正在江西樟树的毛泽东提前作沟通。直到8月3日，毛泽东才在奉新获悉何键部在湖南追击红三军团，遂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军团先取浏阳，进攻长沙。8月7日，彭德怀已带部队撤出长沙城，毛泽东才得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纸，得知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长沙。

　　第二次攻打长沙，由于强攻不下，加上互无讯息，毛泽东没有机会去寻找杨开慧。8月23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红一、红三两个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兼总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这次攻城，毛泽东是直接领导人；但是，从敌我力量对比情况出发，他并不赞成中央强攻长沙的指示。由于总前委多数人主张立即再打长沙，所以，毛泽东和朱德同意先试一试。事实果然未出他们所料，在诱歼敌军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之后，何键坚守不出，红一方面军强攻失利，遭受了较大损失。 9月12日，在驰援长沙的李宗仁、张发奎部已进至湘潭的情况下，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第二次攻打长沙遂告结束。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主张二打长沙，是基于对客观情况的慎重考虑，而绝非出于个人私心。在对杨开慧的近况并不知晓，长沙城又难以攻下的情况下，毛泽东既无法、也不能派人去找寻她的下落，亦是情理之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