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杨开明到湘赣边界时，并没有带来杨开慧的确切消息
杨开明是杨开慧的堂弟，在她和毛泽东的影响带动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杨开慧对这个志同道合的“一弟”，非常关注。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明在安源一带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6月起，他担任湖南省委常委，并接受组织指派，到湘赣边界担任特委书记。1929年1月，他受边界前委委托，前去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任特委书记期间，他和杜修经一起坚持执行湖南省委的“左” 倾命令，对红四军遭受重创的八月失败负有责任，曾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由于与毛泽东、杨开慧的特殊关系，在关于毛、贺联姻的不实传闻中，他占有重要地位。
传闻之一是，杨开明在1928年初即任湖南省委常委，经常往返于湖南省委和湘赣边界了解情况、指导工作。1928年6月动身到湘赣边界之前，他曾回板仓见过杨开慧，还给毛泽东带去了她亲手做的两双鞋。
事实是，杨开明1928年5月中下旬，才在湘潭参加湖南省委改组；6月5日，包括杨开明在内的湖南省委常委名单得到中央常委会批准。从这时起，他才开始担任湖南省委常委一职。在这之前，说他以这一身份到湘赣边界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没有史实依据。
1928年6月上旬，湖南省委机关由湘潭被迫迁往安源。在这里，中共湖南省委于6月26日向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发出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毛泽东任新成立的前敌委员会书记，“随军出发”，同时派杨开明任湘赣边特委书记。但是，在当时的严酷形势下，杨开明临行前“没有也不可能回过板仓”，自然也就无法得知杨开慧的确切消息。1928 年，杨开慧一直在寻找湖南省委，但直到秋天，才与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滕代远取得联系。这一史实可以证明，杨开明并未在1928年6月回板仓见过她。我们可以推断，如果他回去过的话，杨开慧就应当从他那里了解到毛泽东的近况，从而不会在10月份还有“足疾已否痊”的担忧了。
杨开明到达湘赣边界的时间，有6月30日和7月份两种说法。前一种说法，主要依据是杜修经的回忆。6月26日湖南省委指示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和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但并未明言杜、杨是否同行。杜修经后来回忆说，自己是与杨开明一同上山的。6月30日下午，他俩在永新城见到毛泽东。当天晚上，红四军各团的主要军政干部、特委部分委员与永新县委的常委们，就在县城的永新县商会召开联系席会议，传达、讨论省委指示信。后一种说法，则以当时的文献资料为据。依据之一，是6月30日联席会议之后，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于7月4日给湖南省委写的申述报告，其中写到：“袁、杜二同志于6月30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悉”，“6月30日夜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
此处袁、杜，当指此前省委派来联络工作的巡视员袁德生，和此次新任命的巡视员杜修经。文中两次出现“袁、杜”，而没有提到杨开明，显然不是笔误所致。如果杨开明与袁、杜二人同时到达边界，报告中不可能不提到这位新委派的特委书记。依据之二，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的记载：“七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两相对照，说明杨开明并没有与杜修经同行来到边界。笔者认为，写于1928年当年的历史文献可信度更高，第二种说法似更准确。也就是说，杨开明到湘赣边界的时间，应当是1928年7月份。
说杨开明多次往返于湖南省委和湘赣边界之间指导工作，也无史实可据。对此，杨开明自己有明确表述：“我是去年6月由湖南省委派去边特工作的。10月湖南省委又调我回湖工作，因当时患大病不能成行，及今年1月病才略好所以脱离边界。”由此可见，他在1928年7月到达湘赣边界之后，因病而一直没有能及时离开。正因为这样，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杨开慧之间同样是不通信息的。直到1929年初离开边界，并于2月到达中央后，他才有可能试着发出那封使杨开慧“万分喜慰”的信。但是，杨开慧的回信没有能够寄出，杨开明自然也无法看到。后来，杨开明先后被委任湘鄂赣特派员、湖北省委鄂西特派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之间的联系也随之中断了。
传闻之二是，由于带去了杨开慧仍活着的消息，杨开明受到毛泽东多方排挤、打击。
前文已述，在到湘赣边界之前，杨开明不可能知道杨开慧的确切消息。因而，说毛泽东因此对他进行排挤、打击，没有史实依据。
由于八月失败，毛泽东的确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点名批评过杨开明，但这种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杨开明和杜修经也都诚恳地接受了批评，承担了自己的责任。1928年9月，由于病重，杨开明的特委书记一职由谭震林代理；在当年10月召开的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依然当选特委书记；11月，他仍未好转，“几濒于死，不能工作”，谭震林方正式接任书记。由此可见，所谓的排挤、打击，无从谈起。
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杨开明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即“毛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多次被引用和引申，作为他对毛泽东“独裁”不满之证。事实上，将这句话的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其本意是十分清楚的：“特委的本身常常不健全，常委会许多不能开，宣传科、组织科、秘书处等都是破碎不全的，有五日京兆之概。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后来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及至8月紧急会议改组常委，特委才比较健全些……后来一改组再改组，人员时常调动，弄得特委又是常常只有一二人做事”。将对边界党组织不健全情况的描述，曲解为对毛泽东“独裁”的指责，实为断章取义之举。
杨开明不仅没有因毛泽东对他的批评而心生怨言，而且，他对湘赣边界的政治、经济形势，武装割据和红军斗争经验等，都作了客观、详尽的汇报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他对朱、毛的历史功绩是充分肯定的：“边界自毛部去春（1928）自湖南与朱部会合重来后，确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政权的决心。……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于是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为朱毛部当时唯一的工作和企图，于是伟大的奋斗和激烈的斗争，一幕一幕的开展起来。”“边界经过年余的奋斗，血与头颅的代价，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搅乱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在一般而论，是有相当的成绩的”，“即此一个小小割据，已弄得统治阶级手忙脚乱，穷于应付。莫说这一割据———奇锋突出的嫩芽，客观上还有许多缺点困难，主观上还有许多错误和弱点，全国以及全世界的革命人们，都在眼睁睁地关切这一〈微〉弱的曙光”。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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