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6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在江西永新结为伴侣。当时，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杨开慧仍在长沙县板仓地区坚持地下斗争。近年来，学界对相关史实较为关注，研究也有很大进展。但由于史料与观点的原因，在一些书刊、网络中，也存在不恰当的揣测甚至恶意歪曲。概括起来说，这些揣测、歪曲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源于情感上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二是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到湘赣边界之后，因此与毛泽东交恶，受到他的排挤；三是1930年红军两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本有机会将杨开慧母子接出来，但他有意没有这样做，导致杨开慧被捕牺牲。后面两点都由第一点衍申而来，即通过对史实的剪裁、演绎，说明第一点的结论。
本文摘自《毛泽东研究》2015.4，作者李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原题《有关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姻的几点史实考订》。
杨开慧与儿子岸英、岸青于1924年在长沙的合影
一、信息不通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的重要背景
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结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记载，1928年，在三次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搞调查研究，领导分田过程中，贺子珍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主动告诉贺子珍，“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从现有史料来看，“杳无音讯”的说法是实事求是的。
在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之初，毛泽东与杨开慧还有书信来往，这应当没有疑问。但是，由于井冈山斗争的严酷性，以及大革命失败后湖南斗争形势艰难，他们之间的联系很快就被迫中断了。
在杨开慧当时写下的手稿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她在1928年10月写就的五言诗《偶感》中感叹：“天阴起溯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这里的“远行人”，无疑是指毛泽东。这里的“足疾”，当指他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脚部所受损伤。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他在1927年12月下旬“脚背溃伤略有好转”，遂决定下山到茶陵，“同工农革命军主力一道发展革命形势”。其后出击遂川、新城的战斗，毛泽东都亲自指挥，率队出征。这说明，到1928年初，毛泽东的脚伤已经逐渐好转，不至影响他的行动了。而杨开慧对此不知情，证明他们大约从这时起，就已经难以互通消息了。这篇《偶感》无法寄出，也进一步说明了当时井冈山与长沙县之间的交通困难。1930年1月，杨开慧在手稿中这样写道：“又许久没有信了，不眠症依然来到。只有五十天，幸喜天保佑我接到了那贵重的信。伤心的日子依然来了，一月，两月，半年，一年，至于三年……”“一月，两月，半年，一年，至于三年”的描述，真切反映了他们已经久未联系的事实。
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由于中共中央采取退让方针，湖南省农民协会关于工农武装集中进攻长沙的计划被取消。随后，湖南大部分县市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绝大部分共产党组织、工农团体被摧毁，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至1927年8月时，全省的共产党员人数从2万余名骤减至5千名左右；12月，“灰日暴动”失败后，由于不断有同志被捕、牺牲，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遭到了更加严重的破坏，屡经改组，变动频繁。在白色恐怖中艰难发展的井冈山根据地，则始终要应对敌人的武装“会剿”威胁，再加上“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根据地在军事上、组织上、经济上，都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井冈山与外界联系中断，就成为势之必然。
但是，即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想办法打听杨开慧的情况。打听的结果，是她已经牺牲的消息。对此，有不少与当事人相关者的回忆可以引证。毛泽东当年居住的八角楼的房东叫谢池香，他的堂侄谢美华老人回忆说，毛泽东曾于1927年11月下旬，从宁冈龙市邮局致信杨开慧，但为了安全起见，没有留下复信地址。1928年1月下旬，他又委托当地的一位银匠、谢美华的姑父吴福寿，到长沙去打听杨开慧的下落。吴福寿回来之后向毛泽东的答复是：“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这段史实，谢美华曾多次从姑父处听到过。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也曾在2002年、2006年回忆说：“我听毛泽民说过，1927年9月至1928年长沙到井冈山的秘密交通被敌人切断，井冈山得到消息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袁文才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主席的起居，后来在一座庙里为他们办了简单的结婚酒水”，“贺子珍和主席1928年初夏结婚，当时井冈山上风传杨开慧已牺牲，长沙报纸也有登载。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相继叛变革命后，宁可错杀一万，不能放掉一个。井冈山上几次派人下山联系杨开慧都找不到，杨开慧已死，当时在井冈山已成定论”。
正是这样的“定论”，使毛泽东接受了贺子珍的感情，也接受了袁文才、王佐的好意，最终与贺子珍结为伴侣。
井冈山地区与外界的通信困难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1928年7月起，在边界工作的杨开明说：“我们要算在敌人四方包围的形势之下。敌人不但有正式军队，还有保安队，还有反动农民，还有反动农民与被压迫农民所组织的民兵团，挨户团等，层层步哨，密密网罗，要单身通过或少数武装通过这个包围是极困难的事（然而并不是完全无办法通过）。越境侦渡，发觉了，必无幸免，农民罹此难者不计其数。这样的封锁政策，使你如在柳［桃］源洞中，不知人世变化到什么程度，有无论秦汉魏晋之苦。对外面的政治情形既不了解，又得不到上级的指示，连报纸都难得到，实在有些摸壁撞钟，盲目瞎干的神气和危险。”这是1929年初之前的情形。彭德怀则对这之后的情形作了回忆。他说，在敌人发动第三次“会剿”，井冈山失守之后，“井冈山区群众被敌摧残得很厉害，湘赣两省白军在占领时，特别撤退时，进行了彻底破坏，烧光、抢光，屠杀也很惨；疟疾普遍流行，无药医治；无盐、无布等生活必需品。那时的井冈山，人口还不到两千”。在这样的情况下，秘密交通的状况是不难想见的。自秋收起义以来，红军与中央的联系，直至1928年11月初才得到恢复；与江西省委的联系，在1929年3月17日之前则“从来没有”；与湖南省委的联系，也从8月失败之后全部中断。
毛泽东1929年11月28日写给李立三的信，是迄今为止证明他知道杨开慧仍在世的信息的最早文献。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再次表达了对与外界互通信息的渴盼，同时提到了杨开慧和孩子们，他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这里所说杨开慧和毛泽民的情况，全都是听说而来。“听说”的来源，很可能就是11月26日与毛泽东刚刚会面的陈毅。在听了陈毅对中央和亲人情况的介绍后，他才迫不及待地写了这封信。而事实上，这些“听说”来的消息并不准确。当时，由于在上海公开经营的印刷所暴露，毛泽民已于1929年初（一说为1929年夏）离开上海，转赴天津工作了。李立三是否能够将毛泽东的要求转达给毛泽民，毛泽民是否与杨开慧还有联系，我们都无从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既无法与杨开慧、也无法与毛泽民直接联系。从杨开慧的手稿中可以看出，自1929年5月从杨开明的信中得知毛泽东有可能去中央工作之后，她再也没有收到其他有关消息。这说明，即使在情况有所好转的1929年，毛泽东与杨开慧之间仍是信息不通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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