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四,中国政府宣布终止已实施 30 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布已婚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企图扭转劳动力迅速老化的局面。
1980 年代开始在中国执行的计划生育,以及在此之前的生育鼓励大概最具野心的人口控制政策,直接决定了数亿人的存在。
生育这件事是如何被计划起来,又为何会逐步放开?我们通过纽时在过去 45 年的报道回顾这个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实验。
1971 年,不再鼓励人口增长
1972 年北京的高中生,此时中国政府已经出具计划书,号召减缓人口增长。 图片来源:美联社
1973 年,地方政府办公室设立了计划生育大纲
1973 年 9 月 1 日,Han Suyin(韩素音)报道
在今天的中国,计划生育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虽然无情却又十分高效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对象是各个级别的共产党员和委员会,从最小的生产队到最基层的党员都被包括在内。卫生部计划生育委员会是这场运动的管理部门。
但和印度不一样的是,在任何中国的街道或者乡村,你都看不到任何宣传生育控制的海报或者标语。
学生经过一块写有毛泽东语录的黑板。图片来源:Keystone
“我们一开始也贴了海报、写了标语,但人们都被吓到了,并且对此产生了敌意,”一位干部对我说。在云南有人告诉我,妇女依然十分反感公开谈论此事,不过他们非常愿意在开会的时候讨论一下。
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多余人口”。但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因此官方认为是时候花点儿精力在人口控制上了。在省一级和县一级,都是党组织书记在负责这项生育控制工作,这说明了它的重要性。“赤脚医生在生育控制方面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人们更为熟悉的女干部才能施加一些影响。”
在像北京、上海和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每个工厂、组织、部门、部委、司局、车间都有负责计划生育的人员、核心组织和项目。和以前一样,这场运动要求全员参与、完全配合,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要求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因为和以前相比,现在的人们已经做好了就一件事展开讨论和辩论的准备。
每条街上都有居委会,配备的都是两三位住在本街区的妇女,她们都和各自城区一家诊所的主治医师还有五六名护士建立了联系,所有这些人也都参与到了计划生育中来。
全北京的人每隔几个月就要做一次调查问卷,对婴儿出生和将要出生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接着每个四合院就会“开会”,讨论每个人在接下来几年里准备生几个孩子。各家必须同意接下来该谁生、谁不该生。
所以在一个有四户人家的四合院里,刚刚结婚的 A 户人家有权在 1973 年生一个孩子,而对已经有 4个孩子的 B 户人家,大家将会劝他们别再生了,而且还会“动员”妻子结扎输卵管,或者让丈夫结扎输精管,或者是采取其他计划生育措施——所有计生用品都是免费提供的,所有节育手术也都是免费做。
C 户人家则遇到了问题:他们有两个女儿,想再生一个儿子,但却被要求等到 1974 年再生。D 户人家结婚 7 年了还没有孩子,所以妻子就被送去了不孕不育诊所。
在每一个机构里,这样的全员参与都在通过集体讨论的形式进行着。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她所在的机构里,每位妇女都已经决定最多只生两个孩子。不幸的是,有一位妇女无意间怀了孕,而且没按顺序来,所以她因此占用了另一位还没有孩子、却想生一个的妇女生孩子的权利。
“这个女的虽然有两个女儿、也想生个儿子,但她不想和邻居闹矛盾,所以最后去流产了。她还是很有公德心的。”后来,公德心、克己精神,还有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团结就在街道里传开了,并且被用在了计划生育的宣传里。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