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胞弟的悲剧人生:文革中自杀 弟媳住进停尸房

　　8．烟酒之恋

　　邓蜀平和谢全碧都酷爱抽烟喝酒，尤其忘不了家乡的“金堂”雪茄烟和“泸州老窖”。因此那次跟邓小平到四川转了一圈回来，不管路途多么遥远，都要带上一些。这也难怪，从小在家乡生活惯了，谁的心里不装着一点特别让人依恋的东西呢?

　　抽烟不分时间和场合，无论是在寝室里，还是在下乡途中，邓蜀平的手里随时夹着香烟，吞云吐雾成了他最大的乐趣。其烟瘾之大，每天至少需要两包。当时，贵州出产的香烟只有“兰雁”和“朝阳桥”，而且是按计划供应，邓蜀平把自己的那份抽完了，便向不抽烟的同事要指标，许多人也自觉地把份额送给他买。

　　他说，烟能解闷，一吸一吐之间，所有的忧愁、烦恼和苦闷便袅袅娜娜地烟消云散了。

　　喝酒则要讲究气氛和场合。节假日，没有事情的晚上，几个同事或朋友凑在一起，谈天吹牛，无聊了，邓蜀平便叫娄忠赤到街上去，炒一盘牛肉或别的小菜，买半斤白酒拿回来，慢慢的细嚼慢品。邓蜀平爱喝，但从不喝醉。

　　有时，他会和前任财政科长陈英，盘腿坐在垫着草席的地板上，各端了一杯酒一边品尝一边下棋；无事时，谢全碧便在旁边擂鼓助兴。

　　酒能浇愁。那火一样的液体，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用来消疲解乏、驱散愁苦的工具；酒酣耳热之际，什么事都可以忘却，可以不去过问和思考。

　　除了喜欢象棋，邓蜀平也随时参与一些诸如乒乓球、篮球、书法之类的文体活动。有一次，县委机关举行了一次篮球比赛，邓蜀平也参加了。比赛的两个队一个叫“288队”，这个队的队员全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之所以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他们的年龄加起来，恰好是这个数。当时邓蜀平的背心上印的号码是“39”，那年他刚好39岁。另一个队叫“星火队”，队员全是年轻人，毫无疑问，“288队”败给了“星火队”。但是他们不服输，便和女同志打，结果自然争回了一点面子。邓蜀平的个头小，球也打得差，因此他说自己是演“配角”的，还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轻还是好。

　　邓蜀平是一个无拘无束、不受羁绊、生活习惯非常随便的人。给人的感觉是不修边幅，不讲究形象。下班回家，便趿上谢全碧亲手做的拖鞋，“吧嗒吧嗒”的在屋里走动；如果天气热，他还把衣服脱了，坦胸露怀，嘴上叼着烟斗，一副大大咧咧，随随便便的神态。难怪那次从昆明见邓小平回来，他说和他在一起不自在，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对他的这种不良习惯，谢全碧从来不过问，许多人开始也觉得有损领导形象，但慢慢了解了他的个性后，也就见怪不怪了。当然，在办公室、会议室等严肃的场合，他是会检点的。据说，陈英的习惯比他还糟糕，难怪他们能够情趣相投，经常在一起守着棋盘对酌对饮。

　　有时，邓蜀平也会和谢全碧一起去同事家串串门子，到街上走走看看，不过这样的机会很少。

　　9.客死六枝

　　从西南革大来到普安，十年后才调离，这是许多人至今仍然无法解开的谜。

　　在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的那段时期，普安的许多干部积极响应号召，纷纷调往外地去支持工业生产，邓蜀平也是这个时候，得以离开普安的。那是1959年12月，组织上把他调到安顺市财政局担任局长；当时，兴义地区已经撤销，并入了安顺地区，因此也属于内部调整。其妻谢全碧也随之调到安顺市卫生局，担任副局长。

　　没有热烈隆重的欢送仪式，没有大车小车的家具财产，他们把一些简单的用具送给了身边的同志，只带走书籍和被盖衣物，和来时一样清风两袖，一无所有。临行前，他们站在寝室的窗前，静静的把普安端详了许久：那是一个没有一幢楼房，没有一条长街、仅有两三千人口的县城，座落在大山的怀抱之中，尽管国道320线从城中穿过，但是掩盖不住它的沉寂和冷清。直到现在，这个县城里也仅有万余人口，仅有几幢零星的五层楼房，四十年前的面貌也就不难想像。

　　和其他调走的同志一道，他们与县里的领导握完手，便登上敞篷卡车，以一种非常纯朴和简单的方式，来作别他们曾经生活和工作过十年的地方。

　　在安顺市财政局，邓蜀平仅呆了15个月。1961年5月，郎岱县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后改为六枝特区至今，隶属六盘水市），治所从郎岱迁往六枝，成立县级六枝市，邓蜀平奉命到六枝担任副市长，谢全碧依旧到卫生局，任副局长。

　　在安顺，由于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应该生活得比普安更好。但是到六枝以后，由于那里是新建的县城，人烟稀少，各项准备尚未就绪，尤其是基础设备建设的落后，给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许多困难，邓蜀平虽然在职务上有了提高，但那实际上是责任和义务的加重。当时，国家在那一带发现了大型煤矿，建立六枝市的目的，是为大规模开发煤炭作前期准备。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邓蜀平被调往贵阳市南明区当副区长。然而，这一天来得太晚，来得太让人遗憾。他还没有到新的岗位上任，邓小平已被当作党内第二大走资派揪出来了。得到消息，邓蜀平长叹一声，“完了”。接着，那场席卷全国的大劫难迅速波及城乡角落，身为非党人士的邓蜀平，也未能幸免。他被革了职，赶出办公室，天天被揪到大庭广众之中交待问题。无情的折磨使他身心憔悴，无端的屈辱使他大失所望。恐惧、愤怒、冤屈伴随着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1971年3月15日，年仅58岁的邓蜀平被迫害致死。

　　被下放到乡下劳动锻炼的谢全碧，得到消息回来后，面对邓蜀平的死，她没有掉一滴眼泪，这是她预料之中的，眼泪挽救不了他的生命。此后，她没有再下乡，却被安排在医院的停尸房里一住就是八年，直到1978年调到成都杜甫草堂管理区为止。

　　邓蜀平虽然有一个做了伟人的大哥，但他却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从他平凡的一生里，我们却感到了伟人为什么伟大，为什么崇高。其实，邓小平当时如果把他留在重庆也没有什么不可，或者他们在昆明晤面时随便和在场的有关领导招呼一下，邓蜀平的人生或许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和结局。但邓小平没有这样做，这恐怕是伟人的原则性吧。现在，我们是多么需要这种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不论亲疏的精神和风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