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各类人才都非常缺乏。从在青山当镇长时开始，邓蜀平就非常重视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后来担任过县人民法院院长的娄忠赤，参加工作时还不满15岁；调到县财委时也才16岁，工作上的许多东西都是陌生的，但是却十分机灵聪敏，接受能力很强。邓蜀平便耐心地从盖公章、填报表、写文件等基本的东西教起；同时还在生活上给娄忠赤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从而使娄忠赤很快成长起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年轻干部。在当时的县财政局，每一个人都得到过邓蜀平的帮助和培养，健在的人一回忆起来，都说他既是一位好领导，也是一位好同志。
这是邓蜀平1953年写的全年工作总结的“存在问题”部分：（1）干部分工和职权尚不明确，闲忙不均；（2）各单位财务人员大都不安心本职工作，消极怠工，有人公开提出不愿干；（3）调动频繁，工作不能衔接；（4）县区之间的财务关系没有明确和理顺，收入上放弃不管，支出上嫌少争多，区依赖县，应尽快完善财政收支的分级负责制。在这里，邓蜀平对全县财政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其态度的鲜明，立场的坚定，语气的严肃，可谓一针见血，不留余地；比起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谈问题时那种遮遮掩掩，躲躲藏藏，避重就轻的态度，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邓蜀平当时所指出的这些问题，现在有的也并未完全得到解决。
6.弟兄情结
邓蜀平和邓小平虽然是弟兄俩，但是在一起相处的机会却少得可怜，相互之间的关照也不多。在邓小平没有离开家中之前，邓蜀平年龄尚幼，不谙世事。成人以后，天各一方，加上邓小平特殊的身份和工作，颇有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味道。
有一种说法认为，邓蜀平的情绪一直比较低沉，经常闷闷不乐，似乎是有什么不遂心的事情。原因是他一直在生邓小平的气，因为邓小平 把他安排到贵州以后，除了不断的叮嘱他加强自我锻练，认真改造自己之外，几乎是不管不问，就像他没有这个兄弟一样。要不然，邓蜀平恐怕不会长期呆在偏荒闭塞的贵州，起码不会在贫穷落后、条件恶劣的普安长达十年。
然而，许多事实又证明，邓小平是时刻牵挂和惦念着邓蜀平的。他经常让妻子卓琳给邓蜀平写信，还把他们的孩子的照片寄给邓蜀平。邓垦也让其妻丁华不时给邓蜀平写信，互报平安。邓蜀平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干部，他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谈起邓小平，更不会炫耀自己有一个当国务院副总理的大哥。当别人谈及的时候，他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他恐怕不曾料想到，大难不死的邓小平，后来会成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成为人类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天空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星星。
邓蜀平于1971年3月25日在六枝被迫害致死后，谢全碧曾于邓小平第三次下台期间到过北京，一进邓小平家门，谢全碧就哭了。没有上班的邓小平全身心投入到栽花种草和养鸟上。他对谢全碧说：“哭有什么用!你看这只小鸟，你以为它想呆在笼子里吗?身不由己啊!不过你看，它还是满自由的呢。”只字不提自己的事，也不问兄弟死去的情况。
来到贵州以后，邓蜀平和邓小平仅仅见过一次面。那是1955年底，全省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在省城贵阳召开，邓蜀平作为县财政局长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邓蜀平得到消息，邓小平将到西南三省视察工作，并打算见他一面。在省委办公厅的安排下，谢全碧被从普安接到贵阳，等着见邓小平。但是原来计划在贵阳磊庄机场降落的专机，由于贵州雾大能见度低，临时改在昆明降落。这样，邓蜀平便把会议上需要完成的任务交给了娄忠赤，向大会请了假，然后和省委书记周林一起乘专机抵达昆明。那天，邓小平在云南省委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去路南石林参观去了。第二天上午，他才在邓小平下榻的宾馆里见到自己的大哥。互报平安以后，邓小平只是简单的问邓蜀平，工作怎么样，存在什么问题，生活是否习惯等等，邓蜀平一一回答，例行公事似的。最后，邓小平要求他：不论环境多么艰苦，都要好好工作，争取多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不到一个小时，邓小平便丢下他们去接见别的领导去了。此后，他们便再也没有单独和邓小平在一起，只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才共同进餐。但是每次吃饭，他们都感到很拘束，很不自在；因为邓小平与在座的领导之间总要互相敬酒，他们要是埋头大吃又觉得不礼貌，要不吃又感到难为情，自己的身份地位与那种场合的气氛总是无法融洽。尽管邓小平叫他们大胆的吃菜喝酒，在场的领导们也热情相劝，但是他们都觉得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束缚着，放不开吃，也吃不香。
在昆明呆了一个星期，邓蜀平夫妇提出要回普安，被邓小平打住了。在云南视察结束后，邓小平又把邓蜀平和谢全碧带到了成都、重庆，然后在重庆才分手，邓小平回北京，邓蜀平夫妇经贵阳回普安，前后共花了四十天时间。回来时邓蜀平带来了邓小平送给他的一件皮大衣，一块手表，一支钢笔，以及与邓小平的合影照片；还有几瓶“泸州老窖”酒，几条“金堂”牌雪茄烟，雪茄烟用塑料纸包着，大家见了，说：“还是亮纸包的呢!”
当人们问起见到邓小平的感觉和印象时，邓蜀平说：“我们见到了邓副总理，但是没有见到我的老大（大哥）。”他说和邓小平在一起，想吃不敢吃，想说不敢说，一点都不自在，还是做平民百姓洒脱。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谢全碧作为家属，被治丧委员会邀请到北京，参加了追悼大会。
7．热爱孩子
邓蜀平夫妇没有孩子。早年在老家协兴时，他们曾经生过一个儿子，但是不久便夭折了，此后便再也没有生育。
孩子是父母的寄托和希望，没有孩子，人生便显出了几分悲凉。
在普安，邓蜀平夫妇一直孤单清影，寂然相伴。邓蜀平的思想包袱较重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没有孩子，这已经成了永远解不开的千古之谜。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没有而拒绝和讨厌孩子，相反却十分关心和热爱孩子。
与他们从西南革大来的同学，有一对夫妇，男的叫王矩桥，女的叫王前益，生有一个女儿，先天痴呆，长到四五岁还不会说话走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靠大人料理。王家夫妇很伤脑筋，并常因此闹得不可开交，关系很僵，倾注在孩子身上的关爱也就非常有限；加上他们经常出外开会学习和下乡工作，因此这个孩子的很多时间是与邓蜀平夫妇在一起。
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邓蜀平和谢全碧不怕脏、臭，不怕那孩子没有表情和感情，每当王家夫妇闹矛盾或临出门时，他们就去把孩子抱过来，给洗衣服洗身子，给揩屎擦尿，做好吃的，扶走路，教说话，关怀得无微不至。邓蜀平每次出差回来，总要带一些吃的穿的和玩的，送给那孩子。但是尽管他们付出了许多感情，那孩子还是只长到8岁便夭折了。
住在邓蜀平夫妇外间的娄忠赤，实际上也还是个孩子。每天下午下班后，娄忠赤都要去打篮球，不到天黑不会回来。等他回来时，食堂早已打烊关门了。不过，邓蜀平夫妇会给他把饭打来，开水提来。累得满头大汗的娄忠赤一进屋便去舀冷水洗澡，邓蜀平见了，制止说：不能这样，不然会生病的，要么先歇歇，要么用热水，以后千万要记住。遇到食堂里没有饭的时候，他们便用自制的煤油炉煮面条给娄忠赤吃。娄忠赤说：“当时我年龄幼小，懵懂无知，离父母又远，全仗了他们的关照和教导。”
没有孩子的日子真的很寂寞。邓蜀平夫妇曾经动过接养孩子的念头。他们通过明察暗访，首先看中了一丁姓人家的儿子，但是当他们向对方提出要求后，却遭到拒绝。接着又打起了张文华的二女儿的主意，遗憾的是张家也不同意。
邓小平不时叫卓琳给他们写信，寄孩子的照片。邓蜀平把照片压在娄忠赤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那时的普安尚没有人搞摄影，因此每一张照片都显得十分难得和珍贵。偶尔有人来闲坐，邓蜀平也会很自豪地向人介绍：“这是老大从北京寄来的，”他指着邓小平的全家福说，“这是毛毛，这是灰灰……”当时，邓小平曾提出拿一个孩子给他抚养，目的是让他们心里充实和愉快，但是他没有接受。他对别人说：“老大要给我一个孩子，我怎么能要?普安的环境条件差，孩子在北京和普安都是我的侄儿侄女。让他们来这里受苦，我对不起老大。”
不过，虽然没有孩子，邓蜀平和谢全碧的关系始终很好。他们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帮助，在生活上互相照顾关心，在感情上互相理解体贴。在所有接受采访的人中，都说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红过脸拌过嘴；却经常看到他们谈笑风生，关系十分亲密和融洽。
离开普安，他们接养孩子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孤单伴随了邓蜀平整整一生。谢全碧回到成都后，与自己的侄女一家一起生活，直到现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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