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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胞弟的悲剧人生:文革中自杀 弟媳住进停尸房

www.sinoca.com 2015-10-14  网易


  步履蹒跚的老牌汽车,排着长长的队伍,离开山城重庆,在黔北的万山丛中艰难行驶。途中,在贵阳短暂停留后,继续向西进发,经黔中重镇安顺,过黄果树大瀑布,越北盘江天堑,半月后抵达兴仁。

  但是对于邓蜀平夫妇来说,兴仁并不就是目的地。刚刚解放的盘江八属一切都得从零重新开始。革大来的学生和当地驻军被混合分编成若干个工作队,分别由一位专署领导带队,赴各县的重点乡镇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邓蜀平夫妇被编在第二工作队,由宣传部长甘东带队,前往普安县青山镇执行任务。

  青山离兴仁仅40公里,没有公路。戒掉鸦片烟不久的邓蜀平夫妇身体十分虚弱,又很少吃苦,一路上总是掉队。途中,有知情人告诉甘东和队长史杰山,说那个小个子叫邓蜀平,是邓小平的三弟。他们先是有些震惊,继而慢慢与邓蜀平接近。通过短暂的接触,他们发现,邓蜀平思维敏捷,头脑灵活,具有相当的知识功底;这在当时那批干部中,虽说不上出类拔萃,但也算是比较优秀的。到青山后,他们住进了位于街中心的城隍庙。从那以后,名不见经传、偏荒僻远的普安,便与时代伟人邓小平有了一层特别的缘分。

  4.青山之约

  解放前,盘江八属有三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集镇,这便是普安的青山,贞丰的者相,安龙的龙广。而青山又属佼佼者,排行第一,号称“头青山”(以下顺次为“二者相三龙广”)。因此专署把青山作为全专署土地改革的试点乡镇,不是没有道理的。

  进驻青山以后,工作队着手要办的头件事情,就是新的人民政府镇长人事安排,这是整个土改工作的基础。此前,因为是和平解放,县人民政府也刚刚成立,还没有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安排乡镇的工作,因此镇长职务仍是国民党末代镇长张福忠担任。那么,谁来接替张福忠担此大任呢?经过县、区领导和工作队集体研究,认为邓蜀平具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决定让他出任共和国第一任青山镇长。这既是对他的信任,更是对他的考验。

  由于已有不少人知悉邓蜀平的身份,考虑到周边还潜伏着尚未完全肃清的土匪和国民党残余,为了对他的安全负责,以防不测,在组织的安排下,邓蜀平把曾经使用过的名字邓徐初去掉邓字,改为徐初。

  邓蜀平身材矮小、精悍,长相个头酷似其长兄邓小平;性格随和,言谈风趣。上任伊始,他便对整个镇情进行了调查摸底。由于经济相对较为发达,斗争也显得特别复杂。此前不久,地方土匪头目于起佑、马金柱等曾勾结国民党残兵败将两次攻打青山,受到驻军21团的迎头痛击。虽然敌人基本上被消灭了,但是苦大仇深的广大贫苦农民由于对新政权和全国形势缺乏了解,许多人还在担心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势力会伺机反扑,因此在发动群众参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划分成份和土地改革工作中,难度还相当大。一街的农会主席和街长等人出于对旧统治的留恋和对新政权的仇视,出于维护其个人的既得利益的目的,聚集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地富反动分子数十人,召开秘密会议,密谋反叛,并在附近一座关帝庙里跪拜天地,喝生鸡血酒,起誓为盟,图谋杀掉镇长、工作队员和积极分子等。但在强大的宣传攻势面前,两名胆小的知情者见势头不对,为了立功赎罪保全自己,供出了全部事件真相。企图以卵击石的九名主犯在群众的声讨中被处以极刑。这件事情使广大群众深受教育,也让邓蜀平深为震惊,但他却风趣的说:“我这个镇长职务虽然不高,目标却还不小。”

  根据分工,邓蜀平白天带人到各片区检查指导工作进展,处理新的情况和问题,晚上便分别到各街去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讲政策,做思想工作,引导群众诉苦并检举揭发恶霸和地方官吏的罪行。他工作有方,实事求是,处理问题深入细致。他反复要求全体干部,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上级精神,吃透“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原本为小手工业者的张顺国,被错划成手工业资本家,已发布了两次公告,但是邓蜀平发觉情况有误,因为张顺国既没有足够的资本,也没有雇佣工人,是自己织布出卖,怎能划成资本家。在重新评定认定时,及时给予了纠正。贫农出身的张质清,对成分划分的政策不了解,他找到邓蜀平:“镇长,我家祖辈都是帮人卖工,这回翻身了,求你开恩给我把成分定高些,让我当回地主吧!”邓蜀平哭笑不得。在后来的复查中,作为试点的青山不论是成分划分还是土地改革,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不仅没有出任何问题,其经验还得以在全地区推广。

  末代镇长张福忠由于作恶多端,终被推上了断头台。那天,公判大会由区长马伯群主持,因为他是国民党投诚将领,与张福忠共过事,因此他在宣布张福忠的罪状时,受到了张福忠的严辞顶撞,会场秩序立即骚乱起来。这时邓蜀平从座位上豁地站起来,推开马伯群,大声吼道:“胆敢放肆!”接着把判决宣读完毕,命令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给我押下去,执行枪决。”人心大快,马伯群这才惊魂稍定。

  普安县原副县长张兴琼回忆说:谢全碧和邓蜀平就住在我家对面,每天晚上都抽空拿鸡蛋到我家煮。谢全碧多次动员我母亲让我出来和他们一起工作,我就是在他们手把手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当时和我一起得到培养的地方干部共有六人,其中有四名妇女。

  据当时的邮政代办员马礼先回忆:邓蜀平在青山收到的信件全是邓小平从重庆寄来的,有一次还寄来一件大衣。而曾经当过普安县商业局长的张文华则说:有一次,他与邓蜀平正在研究工作,通讯员送来一封信,落款是西南局,显然又是邓小平寄来的。但是他匆匆看完以后,立马就撕了。张文华劝诫他不能这样做,但是邓蜀平却很生气地说:“大哥左一遍右一遍要我好好锻练,我难道还是孩子?”从他的表情中,人们读出了他心里的某种不愉快。

  5.当家理财

  邓蜀平在青山担任镇长约15个月,于土改接近尾声的1952年2月奉调到县财政科(局)担任科(局)长,直到1959年12月离开普安。谢全碧则调到县卫生局,后又到盘水区。

  在财政局,邓蜀平性格因素中比较优秀的成分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为县里当好家理好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共和国历史上,五十年代应该是工作节奏最为紧张、态度最为严谨、作风最为深入、效率也是最高的年代。和当时县里所有的干部一样,邓蜀平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到了工作上。由于人手紧缺,任务繁重,头绪复杂,因此邓蜀平常常既是领导,又是工作人员。从参加和组织召开会议到落实会议精神,从起草刻印文件到下基层检查指导工作开展调研活动,从税收的组织征收管理到资金的划拨使用,他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动手。特别是全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以后,县财委会只是开了个会,进行了安排部署,剩下的工作便全部落到了他这个财政局长兼财委会秘书身上。由于许多政府机构尚不健全,粮食、供销、商业、计划等所有经济方面的工作全部由财政局操办,邓蜀平可谓身兼多职任务繁重。他翻开文件,逐条逐款地学习、领会,然后再深入实际,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进行综合分析,最后才理论联系实际草拟出实施方案去组织实施。尽管上面有统一的政策和要求,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因为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像粮改这些工作,完全是创造性的。再就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名义上是县财委会负责,实际上是邓蜀平在办理。仍然是从实施方案的起草,到工作队员的抽调,从具体问题的处理,到材料的搜集、汇总上报,全是邓蜀平在忙。这段时间,他不分上班下班,也不管白天黑夜,从办公室到生产车间,从城里到乡下,忙个不停。由于他的认真和一丝不苟,仔细周到,方法措施切实可行,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邓蜀平的原则性很强,他始终坚持“收入打足,支出节约,预算节余”的财政工作方针,不论对任何人,只要违反了原则,他都会铁面无私地指出和纠正。县委书记郭云舟和他的个人关系很好,相互之间比较理解信任,但在工作问题上,界限却很分明。有一次开大会,郭云舟提出要增加一笔开支,但他认为不合理,更不符合县财政十分拮据的实际,便提出了反对意见,公开据理力争,他说:每一笔支出都是年初预算通过后定下来的,临时增加开支,资金从何而来?该开支的遇有特殊情况自然也不能死搬硬套,但不该开支的就绝不能开口子。寅年如果吃卯年粮,以后就会恶性循环越陷越深。我不把牢这个关,就不配当财政局长,就是对全县人民不负责任。他的意见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从而使郭云舟不得不作出让步。

  出色的表现,优秀的成绩,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群众的认可。在1956年12月21—23日和1958年4月26—29日召开的县第二届和第三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邓蜀平连续两届被选举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在工作中,邓蜀平经常会被一些棘手的事情纠缠得坐卧不安,愁眉不展。这时,他双手反剪着,头低垂着,双眼盯着地板,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地绕圈子,而且不允许任何人打扰,直到把问题思考成熟以后,脸色才会好看起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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