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与大过
仇和曾在多个场合推荐《政府的革命》一书。他说，“这本书对我启发很大，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就是把政府假想成一个大的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
仇和按照这一理论，确实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他曾经主政的宿迁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有了在宿迁的实践经验，履职昆明后，这一套做法，他更加驾轻就熟。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是仇和发展模式的坚决反对者，也不止一次用实际行动向仇和发难。
“最开始我对仇和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杨维骏记得，仇和刚刚到昆明时，专程到他家里拜访听取意见。杨向他提了三个问题：第一点，如何治理滇池？第二点，如何建设现代新昆明？第三点，昆明市政府职能如何转变？他记下来了。“我们仇书记最爱听取不同意见，”跟着他来的人说。
杨维骏是个较真的人，他等了一个月没有等到仇和关于这三个问题的答复，多次到市委去找仇和。
杨维骏公开表示，仇和与落马的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是亲密战友，仇和对昆明的发展方式也是延续了白恩培的思路。“仇和刚到昆明，就住进了省委大院里正省级领导的住所，之前所有的昆明市委书记都没有这个待遇。”杨说，白恩培主政云南期间，搞“一湖四片”，开始围绕滇池造城，这也是对滇池污染最严重的时候。位于昆明南部的呈贡原本是中国著名的花卉和蔬菜生产基地，后来非要在呈贡建一个新区，当地的坏境遭到破坏。
杨维骏承认，仇和到昆明之后，推出了治理滇池的措施，对滇池水质的恢复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推行的全域城镇化，对昆明来说是灾难性的，“小功不能抵消大过”。
云南省政协原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傅仕敏也公开反对过仇和的一些做法，他甚至表示，要就昆明当前的发展模式与仇和在电视上公开辩论。傅仕敏是研究经济出身，他说，仇和推行的就是用土地经营城市的模式，在他看来，这是经济发展上的短视行为。“这样一来，城市是发展起来，但只是一具空壳，缺乏工业产业的支撑。” 傅仕敏直言，仇和在昆明的4年在当地的工业产业的发展上毫无建树。
杨维骏透露，白恩培一度有意让仇和接自己省委书记的位置，中央在征求杨的意见时，他表示坚决反对。
2011年12月，仇和调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此后的几年间，国内媒体上再鲜有仇和的消息。
2013年9月6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一次公开会议上，罕见提出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的6点反思，认为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并将原因归结为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
云南省一退休官员说，现在看来，秦光荣的6点反思均有所指。
简历
1978.03-1982.01
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
1982.01-1984.11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科研人员、院团委书记
1984.11-1986.04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工会副主席、党办副主任、院办副主任
1986.04-1990.09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兼院团委书记、工会副主席
1990.09-1992.12
江苏省科委计划处、农村处副处长
1992.12-1996.07
江苏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处长
1996.07-1996.09
江苏省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
1996.09-1996.12
江苏省宿迁市副市长
1996.12-2000.12
江苏省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
2000.12-2001.08
江苏省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2001.08-2002.01
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
2002.01-2006.01
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6.01-2007.12
江苏省副省长
2007.12-2011.11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2011.11-2011.12
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
2011.12-2012.1
云南省委副书记
2012.2—
云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云南行政学院院长
2015.3—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5.3—
被免去云南省委副书记职务
仇和后遗症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记者 刘飞超 黄敏 发自昆明 宿迁
江苏、云南两地主政20年，仇和以其仇氏风格席卷了沭阳、宿迁和昆明。他在位时，是改革明星官员，虽然其做法引发了诸多问题，但在其明星的光环之下，还存在诸多不被外界所熟知的问题。
大拆大建背景下的昆明，目前很多被拆迁的地方仍是一片空地，农田荒芜，被拆迁居民的回迁房迟迟无法建成。仇和主政时期的江苏宿迁，因为学校被卖，导致教师经常性罢课，教学质量无法保证；医院全面私营化后，当地医疗水平停滞不前。仇和之后的宿迁主政者显然看到了这些问题，2011年，宿迁投资近20亿，开建当地公立医院——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将于今年9月建成。
拆迁过去近5年还未建好回迁房
得知仇和被查的消息后，昆明市福海乡韩家村的几个村民专门赶到村委会门口燃放了鞭炮。
韩家村，位于昆明滇池之滨的村子，曾被称为昆明市的鱼米之乡，如今，这里已被拆得面目全非。张桂仙，今年63岁，福海乡韩家村8组村民。她说，他们祖辈已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自从仇和到昆明任市委书记之后，开始拆除城中村，他们的村子就开始遭殃。整个韩家村8组100多户人家，如今只有她家的房子孤零零地耸立在村头。2010年，当地开始对韩家村实施征地拆迁，张桂仙就开始了激烈的抗争。张桂仙说，他们村位于三环以外，是个地道的农村，根本就不属于城中村，而且他们的土地亦属于基本农田范围。更重要的是，对于拆迁补偿，他们与拆迁方一直无法达成共识。房屋的补偿只按3700元/平方米的价格，这个价格在周边根本买不到房子。此外，他们承包的土地补偿款也被严重缩水。张桂仙说，按照土地承包合同，他们家人均将近一亩地，而在谈到补偿时，人均却不到4分地。其他的村民被拆迁之后，目前无房可住，很多人都只能在外面租房，村里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外面租房都没人愿意租给他们。
在村头的一道田埂上，盖有近十处低矮的小木屋，一位老人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因为在外面租不到房子住，他们一些人只能在空地上搭间小木屋。拆迁已过去将近5年，回迁房也一直迟迟未见修好。
位于昆明市西山区的南坝路，原是昆明市最繁华的螺蛳湾市场所在地。2010年这里被纳入了拆迁范围。
当地老牌的国营肉食加工企业昆明市牛羊肉加工厂计划被整体拆迁，除了厂房之外，还有多栋家属楼。加工厂家属楼1栋，就位于南坝路边上，已经5年过去，这栋红砖外墙的5层小楼，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拆除。
住户马女士告诉记者，这栋楼共有32户人家，这几年间，陆续有20户与拆迁方签了协议之后搬走，还有12户因为不满拆迁条件，还在一直坚守，“每家的补偿标准不一样，给我的补偿款根本就没法再在昆明市的其他地方买同样的房子，我们不可能搬迁。”这栋房子的大多数门窗已被拆迁公司拆走，尚未搬走的住户家里的门窗也均被撬开，整个楼栋中垃圾遍地，被称为流浪汉的聚集地。
马女士介绍，去年12月，当地政府专门组织这十多户居民召开了一场听证会，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现在也没人来谈拆迁的事，我们也没办法回去住，无家可归。”该厂的另外4栋家属楼之前也一直说要拆，但没有拆下来。其中一栋有5户人家，5年前就早早签了协议之后搬走，房子一直空在那里。
一位居民告诉长江商报记者，3年前，仇和曾到这里参加奠基仪式，并表示要在2014年12月让拆迁的居民搬回回迁房。现如今，这里还是一片荒芜。昆明当地政府人士告诉记者，城中村改造持续了几年，很多房子被拆除之后，都还是一片空地，当初承诺的回迁房建设进展缓慢，现任昆明市委书记高劲松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2014年10月，高劲松率队调研全市城市更新改造回迁安置工作，要求各级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改造回迁安置工作。同时特别指出对于未审批的城中村改造项目，要加强研究，原则上不再审批。在外界看来，高劲松的这一公开表态，是对此前昆明城中村改造做法的一次深刻反思。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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