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秘书阎长贵因送错一封信换来8年秦城生活(图)

　　当年11月，我离开北京前迫切要求的结论终于下来了。当专案组把一份打字文件摆在我面前时， 才知道专案组的结论共有两条：一，妄图用假材料(按：指我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按：此二人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名中层干部，一个哲学所学术秘书，一个是《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也都是我的老师关锋的朋友，他们三个人合作写文章，署名“撒仁兴”，名噪五六十年代)。这完全是妄加的罪。还有处罚：“留党察看一年。”这样的结论，专案组逼着我签字，我想不通，尤其是当年我把那位演员写给江青的信交呈江青本人阅示，说有缺点、有错误，因而影响了她的身体，怎么处罚都可以，但说是“陷害中央负责同志”，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我当然不肯在这种不实之词的结论上签字。专案组又把江青抬了出来，说：“这是首长定的性，说你是‘坐探’，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性质。”很清楚，他们是想说，我们专案组也没有办法，并且说对你处分也不重嘛——用这“莫须有”的罪名，已经关了我七年半 ，并还要给“留党察看一年”的处罚，还说“不重”，这是哪家的纪律和法律?……我自知辩解无用，因为江青还在台上，我为了能安排一个工作，获得工作的机会，最后还是在这样的结论上违心地签上了我的名字。

　　关于江青诬我是“坐探”的事，在这里补叙一下。我直到“文革”结束很久，到了两个世纪之交，即2000年前后，我才找到一个原始根据。江青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队代表时讲话，在讲到我时，她说：“1967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好偷文件，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报告了主席，后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按：‘他们’指我和戚本禹等，‘被支走’指杨银禄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批准回家奔丧的事，这件事戚本禹根本不知道——笔者)……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这就是江青诬我为“坐探”的一些话，完全是栽赃陷害，血口喷人!现在人们看了这些话都会觉得可笑，而江青当时是在大庭广众场合脸不红连眼皮都不眨一下说的，我也因此——确确实实因此，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被关了七年多，你说荒诞不荒诞。然而，“文革”中荒诞的事太多了!江青还说什么她“带着秘书、警卫”到我家，说什么“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等等，等等，通通是信口雌黄，胡乱编造——我被迫离开江青的过程上面已经叙述了，不再赘言。江青关我七年多，而专案组一次也没问过我所谓“偷”毛主席手稿的事——因为根本没这回事。江青为了整人，整一个她手下的人，竟出此下策，也足见其人格低劣之一斑。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我在农场的事情上。

　　在作结论前，农场党委书记覃正彦曾跟我说，等作了结论，你就到农场党委宣传部去工作。提到覃正彦同志，我情不自禁地要介绍几句。覃正彦，1928年生，石门县土家族人，中农出身，1949年11月参加工作，任过乡长、石门县公安局局长、石门县委副书记、书记，参加过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文革”中作为石门的头号走资派被批斗、打倒，其罪名有鼓吹“包产到户”、为右派鸣冤叫屈、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五年后恢复工作。1972年1月起任西洞庭农场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他在西洞庭农场任职八年多，在国营农场普遍亏损的情况下，如前所说，西洞庭农场年年盈利，是湖南和全国的红旗农场之一。1980年覃正彦调任桃源县委书记，1983年任常德地区纪委书记， 1991年退休。覃正彦，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难得的好干部。而1975年11月我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论：妄图“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关押七年半后还要“留党察看一年”。因此农场党委和覃正彦也没法安排我到宣传部工作了。当时农场党委准备安排我到场部农业科工作，我的邻居是农业科的曾副科长，他跟我说：“农业科你不能去，在农业科工作，不管风里雨里都要往分场跑，你一个书生‘耐不活’。”所谓“耐不活”，湖南土话，“受不了”的意思。我接受了我邻居的这个好心的意见，得到组织允许，到农科所学校教书，我教过初中数学、政治，粉碎“四人帮”后还当了农科所学校的校长。1978年，农场党委和覃正彦还是调我到宣传部当理论干事。在当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我发挥了一定作用，我给农场干部作过几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报告，受到好评;农场党委派我参加地委宣传部召开的理论研讨会，地委宣传部留我参与写研讨会的总结。1978年9月，农场党委又送我到湖南省委党校理论干部班学习。这些都足见农场党委对我的重视，也说明我在农场的表现还可以。我经常说“西洞庭农场是我的第二故乡”，这实在是我发自肺腑的话。

　　谈到农场，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农场党委坚决支持我要求平反的事情。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一办”专案组又给我做过一次结论。在这次结论中，当然去掉了原结论中的第一条即“陷害中央负责同志”那一条，但其余一条仍然没有撤销，更让我不能容忍的是，有人居然又给我加上无中生有的一条，说我反对周总理。如此妄加罪名，我断然拒绝在这样的“结论”上签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是我在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结业以后，我几次到北京要求平反，每次所需费用，农场财务部门都按出差给我报销，这不仅是切实的物质上的支持，而且更是莫大精神上的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一办”撤销了，他们管的案子都转到了中组部，中组部又把我的案子转到《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社党委于1979年9月给我“彻底平反”，并决定调我回《红旗》杂志社工作——在给江青做秘书前，我是《红旗》杂志社的干部。对这一结果，农场党委和职工非常高兴，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在这时，党委书记覃正彦亲自帮助我解决妻子和儿子的城镇户口问题，即所谓“农转非”，而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农场职工看到这种情况，就问覃正彦，你来农场这么多年了，没安排自己一个亲友，为什么对阎长贵这么热心，覃正彦说：“他太老实了!”总起来一句话，我对农场党委和职工深深感谢，我永远忘记不了他们对我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