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青诬我是“坐探”的事，在这里补叙一下。我直到“文革”结束很久，到了两个世纪之交，即2000年前后，我才找到一个原始根据。江青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队代表时讲话，在讲到我时，她说：“1967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
本文摘自《温故(十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成为“坐探”以后
送错一封信，成为“阶下囚”
在1967年12月底的一天，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转来的给江青的信。这封信是北京某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我因工作忙，不断地收发文件和接电话，这封信我是分几次陆续看完的。在这封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就是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的话，等等。她写这封信的目的，无疑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去她正受到的冲击。我感到这封信很难处理——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我误会了这封信的内容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我把这封信附上一张条子送给江青。条子上写的是：“江青同志：这封信有您的名字。”我所谓“有您的名字”，并不是说信的“抬头”，这是写给江青的信，当然抬头是江青，而是信的内容中有江青的名字——意思是说，此人以及她写的信的内容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再说一次，这一点我是误会了——确确实实误会了，这位写信人和她写的信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什么关系。我万万没想到，由此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面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一下子，我吓呆了，不知怎么回事。低头一看，是我“请示”她的那封信，我轻轻而又胆怯地说：“来信人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就没动动窝，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在江青这个严厉斥责后，我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讲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江青的名字。
尽管江青声色俱厉地斥责，但由于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对我的态度却变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江青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或发文件。恰巧这个星期和我一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家奔丧了;待杨1968年1月8日晚回来，1月9日上午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后，我领着杨去见江青(杨是1967年国庆节后调来的，还未单独直接见过江青)。我向江青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悻悻地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
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他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他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的一间屋里，汪东兴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到汪东兴;“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从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
这时我发现有两个警卫战士在看守着我。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夜之间就变成被警卫战士严密看管的“政治要犯”，这今非昔比的变化让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一天对我来说终生难忘，因为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的身边时，也正是1月9日，屈指数来，与江青为伴的时日不多不少，刚好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许这是历史的巧合，鬼使神差地让我这个“书呆子”从1967年1月9日的“座上客”，变成了1968年1月9日的“阶下囚”!
我虽然被看管在钓鱼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但并不知道需要反省，而开始认真地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而是组织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腔严厉地说：“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慢慢而又强调地说：“王、关、戚都是坏人……”——这三个人的姓氏连在一起并称为“坏人”，我第一次听到。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心里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我怎么是他们安在江青身边的“钉子”?心想，江青以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连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打倒了，这不是自折“股肱”!?我当时实实在在把他们看作都属于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没有什么分歧……我感到我的思想跟不上江青他们，心绪很乱。稍微冷静后，转念一想，“胳膊拧不过大腿”。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尽管尽心尽力，也不是事事做得妥帖，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于是我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地做起检查。又过了十天左右的一天晚上，可能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个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场，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了，他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了。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大概是向我表明，就这么一种阵势，对你要采取什么措施了。面对着这样的“阵势”，我兀地感到泰山压顶，五雷轰顶，我这样一个仅仅二十二级的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居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负责人?一下子脑袋涨得很大，嗡嗡作响……谢富治装成红脸，面对着我：“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我也没怎么听清，模模糊糊觉得他是劝我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于是我连忙点头，说：“是啊，我有什么就谈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我按着他的口授给我爱人写一封信……就在这四位“大人物”和我谈话的第二天，我被告知，给换换地方——这一换就换到秦城监狱中去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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