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
从江西回到北京，陈云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协助周恩来开拓外贸工作。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遇到一场大规模经济危机，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极度不安。这样，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壁垒开始松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增多。
从1973年到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外贸工作的领导和研究。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形势这一变化，以他特有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为我国20世纪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抓住时机，大胆地提出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外资的新课题。
1973年6月7日，陈云在家中约见了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陈希愈等人。问过在延安一起搞财经的乔培新的情况，他感慨地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20年。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这最后一句话是指当时的国际形势。陈云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他还说：“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幽默地说：“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
陈云的这个判断，可以视为新中国向西方国家开放的认识转折点，在当时动辄批判“对外投降卖国主义”的政治形势下，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他还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10个具体问题，如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并且要求银行研究西方领导人尼克松等的讲话、文章，利用外资。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了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的工作，一年中筹措到10亿美元。这在一年引进几百亿美元的今天只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却迈出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新步伐。
其次，积极支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及管理经验，利用国际期货市场等手段为国内服务。
1973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引进预算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方案（即“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陈云坚决予以支持，还指出：买旧轧机要慎重从事，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并且要求学习旧中国永利化工厂、太原钢铁厂等买设备的经验。
过去，外贸部门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国内急需物资时，常常是直接购买现货，外国资本家一看到订单，就大幅度抬价，使我们吃了不少亏。在陈云指导下，外贸部门改变了这一做法，开始利用国际期货市场商品交易所。如一次接受了购买砂糖47万吨的任务，外贸部门先不急于购进现货，而是购进26万吨期货，再购买41万吨现货。待到交易市场上得知中国购买的消息，砂糖价格上涨，再抛出多余的期货。这样，不但顺利完成了采购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赚取了240万英镑的外汇。陈云总结这次经验说：“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他还指出：“在今后两年里，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今天，中国不仅全面参与了国际期货市场的交易，而且有了国内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这个开创，可以追溯到陈云当年的指导性工作。
再次，主张进口原料，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再进口国内急需物资。
早在1961年，陈云就提出并主持制定了从中东、东非 “全球购棉”，加工成纺织品出口换汇，再进口粮食的战略，为克服国内粮食严重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偏低，而国内棉花歉收，棉布供应紧张。但在极“左”思潮压制下，有人却认为进口外国原料再加工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陈云再次主张，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以加工成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要长期这样搞，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同时，他还主张，在整个外贸工作中，都可以这样做。中国人多，进口化肥设备和化肥，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和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加工棉布出口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1973年，外贸部门进口了1600万担棉花进行棉布加工，一部分出口换汇，一部分解决了国内需要。陈云的这个思想，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将其发展为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的“大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更扩大成为“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图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利用外资重要手段。
当时，有人提出利用外汇资金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以及同现有规矩相矛盾的疑问，陈云坚决地指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1973年10月，他在听取外贸部汇报时指出，进口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和原材料要一起进口，如果缺了零配件，就要推迟生产，很不合算。江青等不敢直接反对毛泽东已经批准的进口设备计划，就反对进口有关附件，说这是“洋奴”。陈云愤然而起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1974年，江青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指使上海港码头贴出“要做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大字报，攻击扩大外贸是“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陈云经过冷静思考，针锋相对地说：对去年利用国外交易所买糖是否是剥削了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问题，我想了一年。恩格斯讲过，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没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
陈云当时对国际形势的预见性分析，对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战略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3年，他在听取外贸部汇报时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谁也不敢轻易打。这样，生产力越来越大，而市场的容量有限，矛盾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都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的外贸特别是进口关系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生产力迅速增长，形成高科技的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别成为时代主要矛盾，证实了陈云的这个判断。
1974年7月，陈云撰写了关于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份提纲，第一份是《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第二份是《这次经济危机与1929年危机的比较》。在提纲中，陈云提出的国际形势判断，不仅符合当时的形势发展，而且对比以后的30年，与他的许多预见也出现了不少惊人的吻合。例如，关于世界新格局，他指出：“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的国际关系”，“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虽然遇到经济危机，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仍然是有较大发展的”；“一度出现过的社会主义阵容”“不存在了”；“现在是三个世界。广大第三世界出现是最大的变化”，“帝国主义殖民地区和力量已缩小了”。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多极化世界格局证实了他的远见。关于未来的战争，他认为，首先是“部分战争”，如“挑拨第三世界之间发生战争。帝国主义武力占领中东产油国”。这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90 年代海湾战争和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战争所证实。关于经济危机，陈云判断说，“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轻微受害或不受害。第三世界国家劳动人民受害最大”，“最大的石油出口和石油出口收入多于其他进口货国家是得利者。资本主义大国的垄断资本家是最大的得利者”。1997年冲击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正是如此。它明显不同于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危机，出现了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的特点。这两份提纲，反映出陈云在“文革”条件下仍然保持着敏锐的国际问题洞察力和长远的预见性。
陈云在“文革”后期开拓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宝贵思想和实践，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当时的开放探索一起，汇集成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喷薄而出，迅速奠定了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基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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