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揭秘:1950年36岁江青赴苏联治妇科病内幕(图)

　　本文作者是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他作为苏联外交部特使在华长期工作，以翻译身份见证了中苏两国领导人的多次重大会晤。这部回忆录站在苏方角度，对导致中苏关系由热转冷的某些关键事件进行了评述，并首次披露了两国政治高层接触过程中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内幕及轶闻趣事。

卡尔图诺娃（中）、江青和林利（左）在莫斯科的合影

　　江青有意对我隐瞒身份

　　1950年秋天，我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大三的时候，接受了一个重要任务，给我后来赴中国从事外交工作创下了良好的开端：为即将来莫斯科治病的毛泽东夫人江青做翻译。身为一个还在学习中文的青年学生，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我心里着实感到紧张。

　　一个渐近寒冷的傍晚，我随卫生部四局的同志，驱车前往莫斯科郊区军用机场迎接江青。从专机上走出来的中国第一夫人，一身灰绿色薄呢大衣非常醒目，配上异常精美的黑色皮靴，显得美丽动人。她身材适中，姣好的面容和白皙的皮肤，配上一副深色眼镜，举止真不失雍容高雅。后来我才知道，江青曾是上海演艺界的一位绝色演员。我第一眼见到她，觉得她才30岁左右（注：1950年，江青的实际年龄为36岁）。

　　在正式担任翻译工作前，我同江青有过一次愉快的交谈。也许是曾经当过演员的缘故，她的汉语普通话说得很标准，语调平缓，慢条斯理，我很容易听懂。她问我在哪里学的中文，汉语好不好学，还问我有没有去过中国。对她提的问题，我尽力用自己掌握的标准汉语作了回答。她微笑着听我说完，似乎很满意。很快，我们的交谈便不再拘束了。

　　我记得，当她知道我还是在校大学生，正在实习当翻译时，显得很惊讶。她没有向我谈及她自己的身份，也没有谈及毛泽东和中国。她只说她名叫李进，是中国文化部的普通干部。她希望我毕业后能去中国工作。也许，她还不知道我已经获悉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吧。

　　“第一夫人”病情有多重？

　　位于莫斯科西南区列宁图书馆地铁站附近的卫生部四局第一医院，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一流的医生。江青接受治疗那天，我被安排坐在一道屏风的后面，用刚刚学会的医学术语，隔着这道屏风，为担任诊疗的苏联大夫与江青的现场问答作逐字逐句的翻译。末了，江青对此次来莫斯科所受到的热情接待和照顾深表感激，表示将尽力配合接受治疗。

　　这以后，医院为江青安排的几次妇科检查和专家会诊，都是由我隔着屏风担任翻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医生对她的第一次检查便诊断为子宫颈糜烂，但并未恶化致癌。这类疾病的治疗并不复杂，也无需施行外科手术，所以江青来莫斯科住院仅一周便飞返北京。

　　我随卫生部四局的同志到机场为江青送行。登机前，她微笑着与我握手，说希望不久能在北京见到我。我发觉她的脸颊容光焕发，似乎比刚来时更漂亮了。

　　江青来莫斯科治病期间，在苏联就医的还有不少外国著名人士，苏联外交部为其配备了相当有经验的资深翻译。那时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将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派去给中国第一夫人当翻译？或许，卫生部认为，如果江青的病情恶化，我将为她在莫斯科工作较长一段时间？又或许，这是领导有意为我今后接触中国领导人安排的实习机会？

　　再度相逢却已形同陌路

　　次年，我提前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赴中国长春铁路局任翻译，两年之后被调到苏联驻天津领事馆，以后又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了两年，便被派到苏联驻华使馆任首席翻译。其间，我曾多次陪同访华的苏联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但竟没有再次见到江青。

　　后来我才了解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并不允许他的夫人参政。直到1972年秋天，即我调离苏联驻华使馆的前一年，我在北京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观看由这位“文革旗手”一手扶植的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时，我发现江青就坐在离我很近的前排座位上。她身穿一套浅灰色的“毛式”中山装，戴着同样颜色的帽子，神态很得意。她专注地观看舞台上的演出，不时同身旁的中国“文革”人物张春桥和姚文元低声交谈，有时也回头向后排邻座的外国来宾点头致意。

　　我一直注视着她，她却始终没有认出我来。毕竟时过境迁，那时离我第一次在莫斯科给她当翻译，已经过去了22春秋。

　　时间毫不留情地绵延着历史的风云，岁月无可奈何地改变着人的精神面貌。那时的江青，依然是中国的第一夫人，但今非昔比。她不仅已经参政，而且充满着权力欲，成为不可一世的人物。我真不敢想象，当年我在莫斯科见到的“李进”与眼前的江青原本是同一个女性。她给我留下的美好回忆仍是那么清晰，现如今，她在我的眼前反倒变得愈来愈模糊了。

　　演出结束，江青走上舞台同演员们握手并合影留念。我看到她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满面春风……那种志得意满的神情与印象中的她简直判若两人，颇有恍若隔世之感。    摘编自《直译中苏高层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