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探访中国邪教转化者:来一个转一个(组图)

　　此前误入邪教的李桂莲（左）和史秀华被成功转化，已是志愿者中的模范人物，帮助转化其他邪教受害者。

　　神奇的例子是李桂莲，作为志愿者帮教小组的组长，碰到了疑难问题，防范办的工作人员会说，“请李老师出马”。温和热心的她精通“法理”，又热衷探讨，面对最顽固的被转化者，最夸张的说法是——“她三下两下就解决了。”

　　“这一生能幸福点，快乐点。”

　　即便程东晓和他的同事竭尽全力，转化之路也不是人人都能走得通畅。程东晓谈起10多年前他转化过的一个邪教受害者时颇为惋惜。那是一个大学老师，坐了3年牢，邪教信仰丝毫不动摇。母亲跪在面前求她醒悟，她面无表情，“像雕塑一样”。参加了两年学习班初见成效。离开时，程东晓叮嘱她，回去要遵纪守法，“不要做让我们防范办为难的事情”。她跟母亲返回新疆原籍，结婚、生子、工作。前几年，程东晓到新疆出差，向当地防范办打听这个人，得知她被当地的邪教组织策反，离了婚，被抓之后，再次判刑。“后期如果在我们这儿，我肯定把她转化。”程东晓呓语似的反复念叨着。

　　很多邪教组织视爱心家园为“仇敌”。一些进入学习班的邪教徒后来坦承，之前，他们不止一次在夜里悄没声息地把大院围住，“发正念”，尝试用咒语铲除爱心家园。

　　杜宏程是鼓楼区防范办的副主任，有超过10年的反邪教工作经验。转业前，他是航空部队的机械师，给人一种沉着的气质。他拒接外地陌生号码，大多是骚扰电话，一上来指名道姓的，“姓杜的”、“反动派杜科长”，“一开始不太适应，尤其是听到诅咒一类的电话。”杜宏程说，“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搞得时间长一点，心理强大是最基本的……这个素质还没有，那你无法面对很多困难的东西。” 他告诉《人物》，自己和程东晓的名字被某邪教组织列入了一个被诅咒的名单内，“将来要『反攻』的话，要进入审判名单的。我们要被海外法庭起诉的。”杜宏程笑着压低嗓音说，“（我们）是破坏他们的关键人物。”

　　虽然才从事反邪教工作4年，胡以文坚持认为自己外表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你看我表情。”他向《人物》记者指了指自己脸说，“好像是呆板一点了。”鼓楼区政府办公大楼其他部门的人经常对他们指指戳戳，说防范办的人多少有点怪怪的，从外表就能分辨出来。

　　王文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反邪教研究课题的核心成员，接受《人物》采访时反复强调，从事邪教转化工作很特殊，有时需要专家心理干预。他曾经认识一个警察，转化某邪教教徒，谈着谈着自己睡不着觉，“真的就神经出问题了”，“他们当时的那些领导，特意说让我去跟这个人谈谈话，要帮助帮助他。乱了。”

　　程东晓和他的同事们几乎都遭遇过邪教的“反转化”。何成浩告诉记者，“他们都说，你挺不错的，你素质蛮好的，你要是练的话，你很快就能成为大师，你就能得到圆满。”

　　某种意义上，转化是一份重建信仰的工作，在为他人塑造信仰的过程中，转化者们也会遭遇精神危机：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邪教？幸福到底是什么？程东晓和《人物》分享自己的结论：时代缺失信仰。“毛泽东时代我们不缺信仰，很多人现在都说毛泽东这样那样，其实毛泽东时代人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很穷，物质上很贫困，但是精神上这东西……”程东晓怀念过去，自认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时常看到有一些党员身份的政府人员在佛殿里，磕头烧香，觉得太不像话。“叫我去跪到那里磕头，我做不来。”

　　程东晓的同事杜宏程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他生于1960年代，80年代初刚进入社会时，爱国主义是他的信仰。“就喜欢把自己个人的想法、个人的行为和一个国家的强大、国家的安全联系起来。”如今，他已经很久没有考虑信仰问题，“已经被封存了。”他用不算太严肃的口吻说，自己没有被邪教裹挟的一个原因是也许他还算满足“比较俗气地活着”。

　　「人人都在修炼。」程东晓说，「我们也在修炼，做好人的一个过程。」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反邪教研究组曾做过一个问卷，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邪教受害者。“改革开放后，好多人都有一种无组织感，社会崇尚金钱，这种气氛让大部分人都成了挫败者、屌丝，大都市里边钢筋水泥的丛林，人们缺乏人际交往；再加上我们在中小学教育过程中间，缺乏怀疑。”王文忠说，邪教实际“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让人感到不再孤独。

　　如何快乐地活？死亡又是什么？人类常常被这些问题困扰。“人人都在修炼。”程东晓说，“我们也在修炼，做好人的一个过程。”从这点来说，他们也许和邪教受害者“殊途同归”。“每天遇到很多事情都需要你转化，你不转化就纠结，你就卡在那儿了。”已是志愿者中模范人物的李桂莲告诉《人物》，“转化”这个词在她看来不再指思想扭转和改造，“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讲它是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都在转化。”现在，她“全然接纳”一切，知足顺从。

　　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史秀华体会更深，以前，她长期不快乐，一度皈依佛门，令她失望的是，师父只教她无休止地反复诵读阿弥陀佛，并不提供解决之道。“我就是想人生要快乐，应该是快乐的，所以我碰到不快乐的时候就怎么也想不通，晚上睡过来、翻过去就是想不通这个问题。”史秀华说，邪教就是在这种情绪下“乘虚而入”，对她的疑问，邪教备有简单直接的答案和易于操作的方法，还承诺“终有回报”。史秀华疯狂投入，成为南京某邪教组织“有名有姓的人”，还把家里十几口人带进邪教。在经历10多年的转化矫正后，她不想强调在此期间经受的内疚、焦虑以及无力感，只是不断念叨，自己这一生，无论是误入歧途，还是重归社会，始终没有停止对“做一个比较好的生命”的向往。

　　“这一生能幸福点，快乐点。”60岁的史秀华轻轻说着，她的口气已非某种热切的希望，更接近一小声恳求。

　　（文/钱杨 采访/钱杨 陈竹君 编辑/张卓 摄影/桉树。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梅、石林、张兰均为化名。实习生丁楠、兰雪滢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