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倡导先认字的堂主走在路上,就被其他堂主质问,“王财贵老师说了不用先认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变化发生在2013年,随着危机的到来,许多私塾迫于压力,开始反思,寻求改变。
原先,私塾教育与体制内教育完全切割,现在,为了照顾那些读完几年私塾还要回归学校的学生,许多私塾开了数学课。“原来宣传,读经的孩子,一个月就能学完小学六年的数学,那是假的。”
每天读经七八个小时的私塾,也在减少,有的私塾一天只读一个小时了,剩下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才艺和体育锻炼上。
但也有一些私塾变得愈发坚定,“我以后只招愿意跟我读十年的学生。”张中和说,现在的变革是一种妥协和退步。
“大量读经是有用的,不能因为你没做到,就怪罪这个方法。”张中和2013年入了道籍,他有了新的比喻,“就像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不能因为你念了没用,就怪罪菩萨。”
凌龙想的,则是要留住依然相信私塾的家长。他说曾经有一个慷慨的家长,被堂主们戏称为陈员外,2012年疯传世界末日时,还特意为梧桐山的私塾囤了两百吨大米。
“但现在他也灰心了。”凌龙说。
如今,梧桐山依然吸引了大批怀有国学情怀的家长,他们将孩子送入私塾,自己也在山上租了房子,陪读。
“我们叫共学。”凌龙有些得意,其他地方只有高考陪读,只有在梧桐山,才有家庭,为了小孩读经而陪读。
“这种氛围需要维护。”
“读经的民间推动者对这一轮国学教育的兴起是有功的。”徐梓说。如今,环境本身也有利于私塾办学,虽然在法律上还是处于灰色地带,但政府没有打击,而是默认。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嵇成中的态度,代表了一批体制内教育工作者的看法:“对教育的探索是一件好事。”
“培养圣贤很难,万分之一的概率。”张中和说,当然大部分人都成不了,但只要培养出了一个,就算是成功。
“梧桐山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我敢说,十年之后,这里肯定要出一个圣贤。”这么说的时候,一个学生走了进来,鞠躬行弟子礼,然后便到一旁弹起了钢琴,张中和的眼神也变得柔和了。
凌龙不知道圣贤是否会出现在梧桐山,但他表示赞同,“这是个需要圣贤的时代,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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