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乌托邦
“我们要培养的人物，能够引领人类前进方向。”
现代意义的儿童读经运动，在中国大陆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推动者是台湾学者王财贵。随后二十年，他成为大陆民间读经运动的精神领袖。
在一千余场讲座中，王财贵的理论一以贯之：中国的孩子需要学习中国的经典，学习的方法则简单明了—大量读经，大量背诵。
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对经典的推崇。“读童蒙不如读唐诗，读唐诗不如读古文，读古文不如读四书五经”。读了四书五经，其他的也就无需花时间，这被誉为“教育的经济学”。
而读的过程，也无需讲解和认字，不认字的跟着老师读就好了，学会拼音后就自己看，高深的内容小孩子本就无法理解，而且即使不理解，经典也自有妙用。
“读一遍有一遍的好处，读一百遍有一百遍的好处。”
在王财贵流传最广的一次演讲中，他举了一个例子，阐释了经典的魔力。因为怀孕的母亲坚持读了十个月《论语》，出生的孩子不仅相貌不凡，而且知礼懂事，晚上从不哭闹。
“第一批推广读经的人，许多是佛教徒，读四书五经和读佛经的感觉差不多。”一位私塾堂主说了自己的理解。
这还是一种推广的“不二法门”，由于不讲解，读经教育中，对老师的要求简化到了极点，只要是对私塾教育感兴趣者，都可以组织私塾。
在梧桐山，私塾的堂主和老师们背景各异，辍学学生、茶艺服务员、IT工程师、餐馆老板、报社编辑、健身教练……热爱国学的人们汇集到梧桐山，他们一边自学一边授课，最主要的教材就是王财贵编写的一套注音版的《国学经典诵读系列》。
凭了经典本身的价值，“老师只有一杯水，但可以给学生一条河”。
私塾老师吴太雪在高二时接触到了读经，那时她的学习不上不下。听了王财贵的讲座光碟，才恍觉原来经典的价值那么永恒，立誓将《论语》读完一百遍，说不定对数学也有帮助。还没读完，她就退了学，辗转来到梧桐山。
如今，在她的私塾里，每天都二十四小时循环播放着一位法师对《弟子规》的讲解，无论学生是在上课、玩耍还是吃饭，又或者根本不在屋里，电视里的谆谆教导都永不停休。
这是一种混杂着教育观和文化情怀乃至文化自尊心的理念。人们将对体制教育的不满投射其中，又将对传统文化的热忱附着其上，最后形成的，既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也有一种使命感：“我们是在为国家和民族，培养真正的人才。”
读经的雄心还不止于此。
“我们要培养的人物，能够引领人类前进方向。”一家私塾的堂主说。
在这家私塾的教学规划表上，学生除了要读背四书五经外，还要在六年的时间内，用同样的方式，在完全不懂外语的情况下，跟着录音机，朗读背诵英文的十四行诗、德文《圣经》、法文《圣经》以及日文的《论语》。
与体制内教育的强烈对比，吸引了许多热忱的家长：学校沉重的课业负担，白热化的考试竞争，甚至复杂的人际关系，都推着家长将孩子送入另一种听起来远为纯粹而雄心勃勃的教育。
“现在大学读出来也找不到工作”、“我想让孩子了解一些传统文化，变得知礼”这是家长频繁给出的理由。
“这是一种乌托邦。”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梓教授发现，许多读经教育的推动者，热衷于培养圣贤，而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他看来，应该是培养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传统文化成了社会产生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刘海峰会告诉家长读经的好处，在古文方面，读经一年有高中语文程度，读经二年有大学语文程度，读经三年有中文系语文程度，大家都这么说，“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治“病”学校
“这不成了另外一种应试教育吗？”
崔小萌退学的鹿鸣学堂，是梧桐山规模最大的私塾，学生人数常年超过百人。
六岁那年，她就在鹿鸣学堂待过一年。那时学堂还没有搬来梧桐山，在深圳市内的一个小区里。学生只有她和堂主孟丹梅的女儿。
每天她和堂主的女儿从早读经到晚，但读的什么都忘了，崔小萌有印象的，是那时堂主的女儿好像得了厌食症，每天背完经吃完饭就要吐。
一年后，她被父母接回家。再次来到鹿鸣学堂时，已经十五岁，作为问题少女被送了进来。
“老师面前我很乖，但在学校天天打架。”崔小萌留着一头长发，语音平实，只有当对方表示难以置信，才习惯性地皱皱眉。
崔小萌代表了一大批被送来私塾的学生—问题少年。
“家长将孩子送来私塾的动机有两种，一种是真的有传统文化的情怀，另一种就是孩子太顽劣，在学校混不下去了，想用传统文化在道德上‘治病’。”一位私塾堂主说，现实是，后一种占的比例更大。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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