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1978年11月14日晚，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他很快来到了叶剑英的住所，两人就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充分进行了沟通。他们还谈到了“中央要加强集体领导，反对突出宣传个人”的问题。这显然是有所指的。
从这一天开始，会议的进程已不可能再像华国锋会前安排的那样转入讨论经济问题，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在陈云发言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拓展。
11月19日，华国锋与湖北省领导座谈，他很中肯地说，会议开得好，畅所欲言。
他说，会议时间要延长，不能按预期完成任务。
他还讲了“六十一人案”、陶铸、杨尚昆、“二月逆流”要平反;彭德怀骨灰要放入八宝山。
但紧接着，华国锋说：“这条消息就不登报了。”
他也谈到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应该揭发;然后他又谈了对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问题的处理意见。
很显然，这与小平回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的结果密切相关。
中央常委们认为，有必要对几项有关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出决定，经过讨论，中央常委决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11月25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下午4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上宣布：
一、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二、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
三、关于“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所渭“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委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四、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有重大贡献。历史上有过错误，但过去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老同志、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大贡献的。经过复查证明，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杨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八、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合理的。
九、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于曾经分裂为两大派的群众组织，要妥善处理，不能引起派性斗争;要引导群众向前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
在宣布上述几条决定前，华国锋说：“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家一致赞成，认为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适时的。”
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不仅为“天安门事件”正式平了反，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回避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如此，代表们还从这一讲话中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气氛，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代表们为华国锋的讲话热烈鼓掌。
这天晚上，胡耀邦离开会场，难得回了趟家。在家里，他兴奋异常，第一次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家人谈起了会场的情形。这一天，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也激动难耐，他在日记本上记下了父亲的感言：
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叶剑英：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11月26日，至此会议已经开了整整16天,这原本应该是会议结束的日子，但是会场上荡漾的活跃、兴奋和畅所欲言的空气，让会议毫无悬念地往下延伸着。许多代表在兴奋之余，又感到深深的遗憾：华国锋在前一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出的若干条结论中，丝毫没有提及从5月份以来在媒体上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随后，代表们的发言继续向纵深拓展。
胡绩伟：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我们不同意，但至今没有公开批评。
耿飚：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完全是奉命行事，我反对“两个凡是”的提法。
金明：“两个凡是”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变种。
秦基伟：思想不统一，行动很难统一，例如“两个凡是”、真理标准问题，中宣部、《红旗》杂志至今仍然不表态，群众有猜测、有议论、有忧虑。
陈鹤桥：真理标准问题，不仅《光明日报》发了文章，邓副主席也有讲话，《红旗》不表态不正常，中宣部长持什么态度，令人难以理解。
于光远回忆说：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时任卫生部部长—引者注)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 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确非常错误，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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