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投六颗“重磅炸弹” 华国锋控不住局面(组图)

　　但是到了会议期间，会议形势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变化，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也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下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了。

　　邓小平找到胡耀邦说：“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

　　邓小平亲拟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

　　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并拿出了自己亲笔所写的讲话提纲。在重新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话，逐条逐字地审阅，并亲自拟定讲话的题目。

　　大约过了28年，于光远有一天在故纸堆里翻出了一份珍贵的手稿，竟是当年邓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稿，老先生激动万分。

　　他回忆说：

　　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是八个问题。

　　邓小平首先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

　　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就是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那个著名的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标题也是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到了12月12日，原定大会结束的前一天，叶剑英夜里12点亲自给邓力群打电话，要求再修改发言稿，以呼应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邓力群为此写到凌晨3点，以至来不及送印，叶剑英只好以那个稿子在大会上宣读。

　　13日，大会举行了闭幕会，中央工作会议本该到此结束了，可代表们感到邓小平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直到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真正落下帷幕。

　　又过了三天，1978年12月18日，古老的北京城瑞雪飞舞。上午10时，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此次会议仅仅开了5天。

　　后来发表的三中全会公报说：

　　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伟大转折。从今天看，1978年隆冬的这个会议，根本就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它的深远意义已经显现并将继续昭示于世。

　　华国锋：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整整30年过去了，今天，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在寻访这30年的历史轨迹，都在追忆这30年的情形与音画，回溯至源头，我们看到的竟是一个如此绚丽多姿的中央工作会议，它依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让每一个寻访者为之怦然心动。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以87岁高龄谢世。中共中央给予这位中共前高级领导人以极高的评价。更出人意料的是，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也高调撰文说：

　　为何“《实》文”能够公开发表?为何全国报纸能予刊载?为何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能各自表明态度?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尽管这时党内民主仍是有限的，仅及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隅。但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间却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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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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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由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引发的历史的涟漪，越过30年的岁月，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