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13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仍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宣布：“从当天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用6天时间。”
为配合华国锋确定的会议议程安排，纪登奎紧接着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施行草案)》两个文件作了说明。
然而多数与会人员并没有服从这个安排，仍然围绕着历史遗留问题展开讨论，而且火力越来越猛，提的问题越来越多，还对中央某些负责人提出了意见。
万里：“陈云提出的五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民心里不舒服。”
聂荣臻：“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
陈丕显：“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应该弄清楚。”
康克清：“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康生、曹轶欧血债累累，这样轻轻过去，太宽了。”
胡耀邦：“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量很大，现在全国脱产干部(包括文教)1700万人，立案审查的约占百分之十七，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老百姓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将近1亿人。这么多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就很难同心同德，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危害团结的因素就消除不了。”
从这时开始，华国锋控制不住局面了，会议逐渐脱离了他所设置的轨道。
曾涛：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在《叶剑英年谱》中，记载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11月12日陈云发言当天，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要从速表态，以免中央被动。
叶剑英是华国锋至为信赖的前辈政治家。相信这一席话对华国锋的触动极为深刻。
此时，在京西宾馆的会场外，还有一个会议，这就是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是一个特殊的常委会。9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幕，此时吴德依然是市委第一书记，一个月后，吴德被免职，林乎加从天津调北京取而代之。常委会扩大会继续召开。11月11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关于“天安门事件”依然没有结论。代表们对此反应极为强烈。会议的公报几经修改，仍未能最终敲定。11月13日，市委进行会议总结。晚上，最后拟定会议公报。
14日上午，林乎加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几位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份报告，紧急请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处理问题，信上说： “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已于前天结束，我们准备了一篇7000字的新闻报道稿，到会同志强烈要求在报道中加上一段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话。”
林乎加的报告并没有提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
据称，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在信上画了圈。这就是后来各种史书文献上所记载的：“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的由来。其实，作为常委之一的邓小平此时尚未结束在新加坡的访问。他肯定没能亲自在上面画圈。
中央常委们的审阅和批复应该是在当天中午之前完成的。
因为当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也应邀到会。新闻由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发布。他讲着讲着，离开了讲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就是政治局常委画圈同意另外加上的那段话。这段话里没有一处提到“天安门事件”，但是，老记者周鸿书却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段话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一散会，他驱车匆匆赶往新华社，找到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汇报了会议情况，问他是不是能将这一段内容单发。杜导正说：争取吧。
周鸿书又匆忙返回北京分社，琢磨了很久，决定先写一篇2000多字的大稿子，把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部分内容放在文内，然后另外再单写一条消息，争取单发。
当天晚上10时许，周鸿书送北京市委书记审核的稿子有回音了。市委书记毛联珏给周鸿书打来电话说：“老周，你送的会议消息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拿出来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乎加同志。”紧接着他又补充一句：“恐怕他也定不了。”
周鸿书通告新华社国内部：大稿子已经通过，你们处理吧。
晚上，国内部的编辑们谁也不踏实，他们找到副总编辑穆青，说出了他们的编辑意图。穆青很赞成，立刻就让他们摘出几百字，其余的统统不要。
为慎重起见，穆青打电话找到社长曾涛商量，当时曾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穆青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他，并说：你现在正好在会上，可以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听听可不可以这么做。
所以，当天晚上新华社并没有发出这条消息。第二天一早，周鸿书被召回总社。在国内部杜导正的办公室，大家开会研究怎么突出报道“天安门事件”的消息。
讨论了半天依然拿不定主意，最后杜导正说：咱们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把“天安门事件”平反放在导语里，把稿子整个调整一下。第二个方案是拿出来单发，最后由穆青来定。
稿子写完后，舒人加了一个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然后送到穆青处。穆青又将稿子发给曾涛。
在京西宾馆，为这篇稿子，曾涛又扯进来另外几个人，他们是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以及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
胡绩伟回忆说：
这天的午饭后，新华社社长曾涛把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和我找到他住的房间里，与我俩商谈。……看了这个消息，我们都很兴奋，认为这是一条能够引起轰动的头条新闻。杨西光说，应该标一个鲜明醒目的题目。可是要标明“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完全是革命行动”，文字太长，不能成为标题。我想了一想说，不如索性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他俩都赞成，认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标题。因为中央一直有人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 “反革命事件”，这个新闻和标题就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翻案。
为了更慎重，我们还特地把于光远同志请到曾涛的房间来，征求他的意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