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刚21年前“内心独白”:中南海不是世外桃源(图)

　　追求精神胜于追求物质

　　社会变革，往往蕴含着社会观念的更新。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格守的“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人转而崇尚“学而优则商”，认为不 “下海”不足以使自己的知识价值在社会发展中得到充分的实现，况且目前精兵简政、转变政府职能的呼声愈来愈高，因此，出现了“躁动的国家部委”。在一些人看来，国务院机关乃“空中楼榭”，“高处不胜寒”，在那儿工作，既无钞票，也无实权，虚有其名。

　　曾不止一个人这样好心地劝我；“你不走还图个啥?能抱着块牌子过一辈子吗?”是的，图什么呢?光听听那则“著名”的家训新传，便足使你“无地自容”：在沿海某地区，有母亲这样“语重心长”地教育儿子: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就只能当个干部。教育女儿时则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就只能嫁个干部。“干部”形象竟至若此，何其惨乎!但细细一想，却又照旧“我行我素”，“迷途不知返”。

　　我很欣赏钱钟书老先生《写在人生边上》的一段话：“把快乐分成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孔方兄”固然可爱，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况且，我们还有祖传秘方“精神胜利法”呢?

　　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结构”理论，人的需要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生理、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其生理和安全是低层次需要，归属和尊重是中层次需要，自我实现是高层次需要。人的心理发展愈是趋于成熟，其中，高层次的需要也愈强烈。我认为，这种分析颇有道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一点价值的工作，只要你“钟情”和专注自己的工作，认为它能发挥你的长处，同时内心也感到充实、舒适，那就坚持好了。每个人有权利选择!

　　我的工作很重要，我有自豪感

　　我到国务院机关工作才一两年时间，但对自己的工作和环境产生了较深的感情，因为在这里，我能寻找到一个大写的“自我”。当然，我不敢奢谈今后会怎样，但我至少把握有今天。因此，别人“千呼万唤要下海”，我也能留有一份宁静。因为，我觉得国务院法制局是国务院领导在法制工作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对国务院各部门的立法工作，通盘考虑，综合研究，组织协调，具体指导，还要检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实施情况，督促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加强法规建设工作，等等。

　　正在抓紧起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农业基本法》，《国有资产法》，《证券法》，《股票发行和交易暂行规定》和即将出台的《国家公务员条例》等都是一些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法律、法规，并且立法难度较大。

　　按照现行体制，这些法律、法规，一般是由有关部门起草后报送国务院审批，对报送的草案经国务院法制局审查后，才上国务院常务会议。近几年来，我们每年都要办结法律、法规和条约、协定草案上百件。对每件草案，领导都要求我们站在总理的高度来审查，不仅要从法律上把关，还要在部委之间做大量的协调工作，任务很重。

　　因此，在我们这里，你很难看到许多人心目中的机关形象:一张报纸，一杯清茶，悠哉、悠哉。大家尽管基本上都是名牌法律院系的毕业生，但仍感到压力大。也许你今天审查的是《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明天手头可能就变成了《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可以说，几乎每天涉及的都是新领域。而且，审查的草案出台后，对社会往往都要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必须不断地学习、充实、提高自己，谁也不敢丝毫懈怠。

　　国务院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也非常重视。每年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是用来审议经我们审查过的法规草案。去年，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在海内外被认为是大陆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个条例在出台前，仅朱镕基副总理就十多次亲自主持会议，进行讨论、修改。

　　目前，“有法可依”的问题己基本解决，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矛盾相当突出。一些部门在执法中，“见权利当仁不让，见责任安全礼让，见‘银子’死活不让，有错误一推二让”，把执法权当“摇钱树”，“卡拿OK”。

　　在某市，我遇到个出租汽车司机，他随身携带着一个塑料袋，装有18种证件，他说:“哪个发证机关都是我的爹。”去年，我和同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园地”节目中，开办了“行政复议条例常识”专题讲座。播出后，先后收到群众来信一百多封。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反映行政机关滥施、乱用执法权。老百姓意见很大。这个问题已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乔石委员长上任伊始便提出，“八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把法律制定后监督检查其实施放在与制定法律同等重要的地位。

　　去年3月份，某农民因负担过重而自杀。国务委员陈俊生获悉后，立即批示:“农民负担过重，在全国程度不同存在”，“尽管国务院有文件，有法规，可以说是三令五申了，但许多地方落实很差”，对“这起严重事件决不可轻易放过”。田纪云副总理也作了重要批示，并责成我们和农业部、监察部有关人员立即赶赴出事地点调查。返京后，我们向领导提交了报告。7月份，国务院办公厅便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10 月份，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我们又组成国务院检查组，分赴全国七大行政区，深入到基层，认真检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情况。尔后，国务院又专门就此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李鹏、朱镕基、田纪云等领导同志都亲自到会。最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执行中央文件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在承办领导同志交办的这些工作时，作为一名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自己确实有自豪感，然而更多的是责任感、使命感。因此，大家不会为无所事事或专业知识派不上用场而痛苦。

　　有时，我们甚至嘲笑自己是“工作狂”。因为我们的许多节假日和下班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我想，自己“堕落”至此，可能是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劣根性”的缘故。在“救人”与“自救”的问题上，依然乐道于“救人”。总以为，只要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为社会做点事情，便甚幸矣。因此，在经商大潮面前，我们能持有一份淡泊和宁静。

　　“大人们”与我们一起联欢

　　机关生活是清苦的。

　　在我们年轻人中间便时常传诵这样一首九十年代新民谣：远看象要饭的、近看象住院的，走到眼前一打听是国务院的。苦则苦矣，但大家并不觉得孤独、寂静，倒也时常苦中求乐。国务院机关的年轻人有份自己的刊物《中南海青年》。在这里，你可以捕捉到我们生活的足迹。

　　我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也感到，从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到局机关，举办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让人目不暇接，远非我以前所想象的那样死板。什么“中华大家唱卡拉OK大赛”、“交谊舞比赛”、“象棋比赛”、“游泳比赛”、“乒乓球比赛”、“化妆讲座”、“‘理想•现实•未来’演讲朗诵比赛”，等等，并且水平都还不低。

　　前年，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在国务院小礼堂举行“庆祝建党70周年文艺演出”，许多年轻人登台表演，京剧清唱、舞蹈、时装表演、器乐演奏、通俗歌曲演唱，几乎每一种文艺形式都有一些出色的业余“选手”。李鹏总理的夫人朱琳看完演出后，很是称赞。同年，我们局机关年轻人组成的足球队，在有各大政法机关、新闻单位参加的“法制杯”足球赛中，捧回了第三名。对机关青年的活动，领导们，从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到秘书长、副秘书长、局长，都很关心，有时还亲自参加。如去年4月份，东方歌舞团来机关汇报演出，朱镕基、罗干等领导同志也都抽时间和大家一起欣赏了节目。

　　时下有句“潮”得火爆的话:东南西北中，发财在广东。我倒以为，万物静观皆自得，未必就“风景那边独好”，关键看你自己想发什么罗。你说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