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冯雪峰的那一点三脚猫日语，是做不了老师的。在日语课上，他们谈论革命和文学。只是丁玲和冯雪峰之间还横着一个胡也频。
1928年初，丁玲做了匪夷所思的决定，他们三人一起去杭州生活一段时间，以便取舍。
在西湖，他们住在葛岭山上14号。房子是冯雪峰找的，是一个独立的院子。这一场柏拉图式的三角恋，两个男人都等着丁玲的抉择。结果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丁玲选择了胡也频。
1985年，丁玲回忆说：“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但丁玲心中并没有熄灭她对冯雪峰的热恋，在后来和胡也频一起参加左联活动后，她又与冯雪峰重逢。当胡也频遇害后，冯雪峰来安慰丁玲，爱情重新燃起，她让冯雪峰与妻子离婚，被拒绝了。
1932年，丁玲给冯雪峰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
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我想，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
而此时，冯雪峰不仅已经和他的学生结婚，而且还有了一岁的女儿，他只能理智地对这份感情做冷处理。
对于自己和冯雪峰的感情，丁玲也从未掩饰过。1937年在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她坦率地说：“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丁玲与冯雪峰一起被打成“右派”，经历了人生的逆境。冯雪峰逝世之后，丁玲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
1986年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丁玲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冯达：让丁玲后悔的一次婚姻
胡也频牺牲以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26岁的冯达。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陪伴身心疲惫的丁玲度过难熬的日子。1931年11月，他们同居了，并一起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丁玲后来这样回忆冯达：“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尹家。”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
1933年5月14日，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5月14日上午11点半，丁玲从上海正风文学院回到家，冯达未归。她正要整理东西离家时，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了。丁玲后来回忆说,“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过了一会儿，冯达回来了。
后来丁玲在回忆中说：“当时冯达踏进家门时，自己就留意到了他的诡异神色，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在他的后面，跟着几个便以特务，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被丈夫出卖了。”
对于丁玲来说，1933年5月14日的这次被捕，是一段复杂而痛苦的回忆，她一口咬定是丈夫出卖了她。也就是5月14日这一天，离丁玲家不远的地方，一个头戴呢帽的年轻人被杀，那是应修人，曾经的“湖畔诗人”。当时身份是中共江苏省宣传部长，身上还带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罢工宣言草稿。他也是来找冯达和潘梓年的。这两个人都是应修人的下属，《真理报》负责人。
丁玲凭着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女作家，被鲁迅称为当代中国“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所以，1933年5月她被秘密逮捕，牵动了无数人。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营救会”，当时左联负责人冯雪峰，还把他和丁玲之间的一些信件和丁玲的“遗稿”编辑为《不算情书》发表在杂志上，既是纪念，也是为营救丁玲而造声势。四处打探消息的朋友，都以为她遇害了，纷纷写文章悼念她，这中间就有她的湖南老乡沈从文，他写了一篇长长的《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上连载，后来又单独出书。国民党害怕了，又把丁玲从南京监狱转移到国民党的避暑胜地莫干山秘密关押。
十一月，莫干山就下雪了。丁玲看着飘舞的雪花，没有一丝的惊喜。
这个民国的避暑胜地，在1933年的那个冬天，显得格外寒冷。丁玲住在莫干山的一栋度假别墅里，她后来回忆说：“我只有一件薄棉袍，白天只能拥被而坐，喝点白开水，翻翻旧报纸。”她不是来度假的，而是被国民党囚禁在山上，已有一个月了，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丈夫冯达。丁玲说：“冯达是我的爱人，但近几个月，我就把他当仇人看待。”
因为冯达的叛变，1933年5月，丁玲和潘梓年在上海被秘密逮捕，在丁玲心中，那个丈夫冯达早已死了。
丁玲性格刚烈，在囚禁莫干山的日子里，她以死来抗争，甚至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一天，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发现了，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后来相信了他。在狱中，丁玲怀孕了，1934年9月，生下了女儿(蒋祖慧)。1936年9月，在地下党的营救下，丁玲从莫干山逃出南京，冯雪峰派人将丁玲送往革命圣地延安。从此以后，丁玲决然地离开冯达，从此再未见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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