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他们真是罗曼蒂克的一对。沈从文的回忆，说丁玲和胡也频当时住在北京西山，有时一起进城，常看着路边的风景误了赶路。最险的一次是因为天太黑，两人走了小路，结果陷进淤泥里，无法动弹，居然还有兴致在泥潭里看了一夜星星。好在一位路过的赶驴人救了他们。
但丁玲这个“性情洒脱的湖南女子”有着满脑子的法国式浪漫，她很快又陷入了另外一段爱情。丁玲却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湖畔”诗人冯雪峰，但丁玲在两个男人的三角恋中，依然选择了胡也频，痛苦地离开了冯雪峰。
1928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两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红黑》。但红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闭了。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省立高中教书。在胡也频走的当晚，丁玲就给胡也频写信，第二天又写。一个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了济南。虽然丁玲在上海并不富裕，但她依然给济南带来了震动。他们自由的革命式爱情、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都让省立高中泛起了涟漪。
据当时在山东省立高中就读的季羡林回忆说：“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记得丁玲那时候比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高跟鞋。看来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难’的问题。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看了这情景，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们其实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们心中真觉得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对丁玲我们同样也是尊敬的。”
胡也频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1930年5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同年7月，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经青岛回到上海。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蒋祖林，儿子随丁玲姓，丁玲本姓蒋，名伟)。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胡也频在外从事革命活动，丁玲在家照看婴儿。
1931年1月17日，丁玲和胡也频之间却是一次永别。这天，胡也频赴上海东方旅社，参加一个地下党的会议，随之一去不复返。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殷夫、柔石、李伟森、冯坚四位左翼作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然而一天，胡也频突然被捕。几经辗转，沈从文从陈立夫那里得到了回答，如果胡也频不是共产党，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办法。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要胡也频投降才能保住命。但是丁玲知道胡也频是不会投降的。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在上海龙华遇难，胡时年28岁。
胡也频、丁玲及其子蒋祖林的唯一一张全家福。
1931年1月7日，丁玲和丈夫胡也频与孩子蒋祖林照了一张孩子出生60天纪念照，也是唯一一张全家福。丁玲在这张全家福后面写了几行字：“韦护满六十天，爸爸准备远行，妈妈预备把孩子交给他的外婆。”
孩子后来交给了外婆，要远行的胡也频，也在没有机会去苏区了。
不管1931年以后的丁玲，生命中走入的是怎样的男子，至少在她爱情世界中永远给胡也频留下一个位置。丁玲也说，她最纪念的是胡也频。而且在胡也频牺牲的第二年，丁玲经冯雪峰介绍，坚定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湖畔诗人”冯雪峰
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日本是一股潮流，丁玲也动了心。朋友就给她介绍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的冯雪峰。
冯雪峰(1903.6.2 -1976.1.31)，原名福春，笔名雪峰、画室、洛阳等，浙江义乌人赤岸乡神坛村人。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
那是1927年底的事。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是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文学，谈时事，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冯雪峰少年成名，在杭州读书时，和应修人、汪静之同为“湖畔”诗人，丁玲第一眼看他就傻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比他大一岁的诗人这么土，还这么穷，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这些话是丁玲在延安时和美国记者海伦·斯诺说的。但是，一个礼拜后，丁玲却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冯雪峰。他告诉海伦·斯诺：“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男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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