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丽（化名）也和帕提曼一样，曾经在新疆工作过，然后到法国留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后，进入北京一所知名的三甲医院。
作为整个北京医疗系统里为数不多的维吾尔族医生，古丽已经习惯了早早被人熟识。
“你是外国人吗？”
“不是啊，我是新疆的，我是维吾尔族。”
“哇，那你太厉害了，你肯定是你们民族特别优秀的人。”
这样的对话，在病人与古丽之间进行过很多次。有时，病人还会冲她竖起大拇指。这让古丽感到无比自豪。“感觉是为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民族争了光。”
比起高学历的帕提曼和古丽，库尔班江出疆的路途则要曲折得多。
因为父亲生意遭遇变故。2001年，时年19岁的库尔班江刚从博州师范学院中专毕业，就挑起了养家的重担。
“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得养家糊口。”库尔班江有一个在上大学的妹妹、两个分别读高中和小学五年级的弟弟。那时候的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想赚钱。
上学的时候，库尔班江就喜欢摄影。回到家乡和田，在一所学校附近给别人拍照赚钱。此后，他又上石河子学艺，在乌鲁木齐打工，再回到和田开话吧，做玉石生意。3年多的时间，一直在辗转，直到结识了一对从北京来新疆拍纪录片的夫妇。
这对夫妇，一个是汉族，一个是蒙古族，后来成了库尔班江的干爹干娘。
2004年，父亲重新振作接手了玉石生意。一直热爱摄影的库尔班江，便跟随干爹干娘去了库尔勒的胡杨林，拍摄《森林之歌》。
这是库尔班江第一次接触纪录片。一年半的时间，片子拍完了。干爹问库尔班江，“你之后打算干吗？是继续做生意还是怎么样？”
“我想上学。” 库尔班江回答说。
2006年8月，库尔班江告别了家人，离开新疆，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记者注）做了一名旁听生。
在学校的日子，库尔班江把全部的时间都拿来“蹭课”。
“我的汉语也不好，以前上的一直都是维吾尔族学校，读中专学汉语专业的时候，能讲的汉语也不多。”
但库尔班江很努力，听课永远坐在第一排，下课了，也不让老师走，没完没了地问问题。学校的老师、校长都知道，有一个“这么认真”的新疆小伙子。
“我不停地做笔记，老师说一句记一句，黑板上写一个抄一个。”这对于一个并不熟悉汉语的维吾尔族少年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三年，库尔班江记满了17个笔记本。本子上，满满的都是维吾尔语、拼音、汉语的“混搭”。有老师看到他的笔记，笑着说，“库尔班江，你写的这个东西，谁都看不懂啊！”
暴恐来袭，也是他们不愿诉说的痛
阿利甫在北京长大，是一名贸易公司“朝八晚五”的上班族。两岁时，在新疆驻京办工作的父母将阿利甫带到北京。
尽管没有怎么在新疆生活过，但他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
初中时，阿利甫在北京青年宫学乐器，看到有希望工程的办公室，便傻乎乎地冲了进去，“叔叔，在新疆捐一个学校要多少钱？”
“人家当时觉得我是小孩子，就随便说了个数字哄我，说最少也要10万。”阿利甫笑了，但又认真地说：“我当时就想挣个10万，然后到贫困地区盖个学校去。”
阿利甫的童年，在新疆驻京办的家属院里度过。小时候，经常看见一些从新疆来北京看病或寻求帮助的穷人。“夏天，他们常在院子里找个地方把毯子一铺，躺着就睡了。”
这时候，阿利甫就会变成小“快递员”。妈妈常会多做些饭，让他下楼送给那些人。
去年，父母知道阿利甫在运营“在北京的新疆人”的微博，十分支持。
“多发布一些可以帮助别人的信息，不能有过激的言论。” 阿利甫说，这是父亲对他的忠告。
5月22日，新疆暴恐案发生时，阿利甫正在一个超市做市场调查。“叮”的一声，他手机上的新闻APP推送了这条消息。
“第一反应是心如刀绞，对受难百姓特别心疼。” 阿利甫难过地说，“很多都是去早市买菜的老人，和我的爷爷奶奶一般大，就这样死于非命，太惨了。”
这天，也是帕提曼即将答辩的日子，原本的安排是见导师确认一些细节。早上一睁眼，就看到新疆教育学院的教师群里炸开了锅。
“又出事了！”帕提曼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坐起来，翻看所有的新闻。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