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人脉的10年
汪道涵把江泽民带进了一机部,江泽民在那里收获了很多日后的合作伙伴。
当江泽民在一机部内获得晋升时,他的良师益友汪道涵正被贬谪家中。“文革”开始后,汪道涵被迫赋闲。
这位赏识江泽民的领导成为一机部副部长之后,江泽民随之进入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对他而言,这是一次改变人生的任职。他至此进入到北京管理的干部序列。”曾有公开报道这样评价。
汪道涵发现自己和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有旧,抗战时期,江上青在安徽做统战工作,打入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任督察专员、公署秘书,在党内是“皖东北特派员”。
根据江上青的请求,上海地下党派了一批城市地下党员,充实到第六行政区所属的县里任党政职务,汪道涵即被委任为中共嘉山县委书记。
江上青长汪道涵4岁,1939年江上青战死,汪曾为其修建了烈士墓。
除了这段溯及父辈的缘分,汪道涵和江泽民二人诸多的共同之处令二人颇为惺惺相惜。汪道涵是安徽人,江家祖上从安徽搬去扬州,两人都毕业于上海交大,二人都曾从事地下工作。汪道涵的夫人一度是江泽民所在的益民公司的董事长。
“他们越来越熟悉,江泽民成为汪家的常客,他们把江当小弟弟看待。”《江泽民传》中,库恩写道。
“文革”之后,汪道涵失去了庇护江泽民的能力。江泽民经常去探望汪。这对他来说是有一定风险的。而他的妻子王冶平也在上海照顾和保护着汪道涵的女儿。
曾培炎曾和江泽民一起在上海的电器科学研究所共事过,在那里,担任所长的江泽民曾经亲自指挥了一个大工程,把一座混凝土房子连底顶起来,放在几十只弹簧上。这样建成的房子作为噪音室,可以排除其他来自地面的声音干扰。
清华电子学系毕业的曾培炎曾经回忆过自己和江泽民共事的那段时光,他比江泽民小十几岁,江是他走入社会后的第一任单位领导。
在曾培炎的记忆中,江泽民的讲话风格和日后他担任最高领导人时很像。“讲到关键的地方,他会插一点方言,比如四川话,说得挺像,也经常英文讲几句,有时还引用唐诗宋词,他小时候读过,随口就来,把大家的精神提振一下。”
曾培炎后来随整流器室搬迁到西安,到后来在上海和北京筹办会议时,和江泽民一起共事很长时间。
“我们一起住集体宿舍、挤公交车、到食堂排队买饭,抢着去锅炉房打开水,就是起草文件、写总结报告也总是和大家分担一部分。我们都是离家长期出差在外,他却经常关心别人,问有何具体困难。同江泽民同志在一起,一点看不出他是一个领导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总能使人感到同志加兄弟般的温暖。”
在江的推荐下,曾培炎于1982年被派驻中国驻美使馆担任科技干部,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另一位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也曾经有多年的一机部工作经历。
1976年,“四人帮”倒台,江泽民在这年离开北京到上海协助恢复秩序。形势看起来似乎依然晦暗不明。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2月,江泽民到“五七干校”劳动了4个月。
在那里江泽民拔草平地施肥浇水,清理猪圈,像农民一样蹲在地上,用粗糙的饭碗吃面条。6月,他回到北京一机部。库恩写道,这位50岁的局级干部甚至考虑离开政府到母校去任教。为此还向以前的合作伙伴找自己当年译作的手稿—他准备写论文。
这个打算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被取消。
被重新起用的汪道涵找到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向他推荐了江泽民。江泽民在外事领域长达10年的工作经历是有力的竞争砝码。
1980年,54岁的江泽民开始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这是副部级职位,在诸多被平反的老干部恢复职务的时候,年轻干部要获得任命需要表现得更加出色。
“他(江泽民)在一机部10年的任职经历,都是对外,为他后来进入两个管理委员会、中国改革开放搞特区的工作衔接起来了。这段时间的经历为他进行改革开放方面的工作积累了经验。”《江泽民在一机部(1970-1980)》的责任编辑张文和告诉《博客天下》。
这本书的前言和后记中提到:“江泽民同志在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对外科技合作及技术引进方面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做出了特殊贡献。这段岁月里,江泽民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从工程师到政治家角色的转变,为进一步走向更高领导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这两个部级机构是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设立“经济特区”之后,应运而生贯彻邓的改革的。
江泽民获得的这两个副主任职务使得他成了邓的提议的执行者和贯彻者,一机部的10年政治人新手生涯宣告结束,江泽民迈入了中国高级官员的行列,他带着10年的眼界、见识和珍贵的人脉关系,走向了更高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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